今天，最高人民檢察院以金融犯罪為主題發布第四十四批指導性案例。本批指導性案例共3件，涉及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資、偽造貨幣、POS機套現等金融犯罪行為，有針對性地指導解決檢察機關辦理金融犯罪案件中的新類型問題和疑難問題。

本批指導性案例中，張業強等人非法集資案是一起涉私募基金的新型犯罪案件，有針對性地回應了辦理此類案件的兩方面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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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私募基金只要備案了就沒有違法性，這也是私募投資人容易受誤導的地方。”最高檢第四檢察廳負責人說。如何準確認識私募基金備案的性質，是辦理此類案件的難點之一。在張業強等人非法集資案中，以發行銷售私募基金為名，違反私募基金管理規定，公開宣傳，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承諾還本付息的，構成非法集資犯罪。辦案中，往往需要穿透涉案私募基金的偽裝了解募集資金的實際過程，判斷私募基金是否存在違法違規問題，不能僅從形式上看是否備案。

另一個難點在于，非法集資人將部分集資款用于投資經營活動的，如何判斷其有無非法占有目的。該案例顯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綜合各方面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張業強等人非法集資案明確提出，非法集資人雖然將部分集資款投入生產經營活動，但投資隨意，明知經營活動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本息的現實可能性，仍然向社會公眾大規模吸收資金，還本付息主要通過募新還舊實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應當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檢察官在引導取證、審查證據時需要全面查清資金實際去向、投資經營實際情況等相關證據。

當前，假幣犯罪在農村等網絡支付尚未普及的地區、老年人等不習慣網絡支付的群體中仍然存在，反假幣工作形勢依然嚴峻，假幣犯罪活動分散化特征明顯，潛在的風險隱患仍不容忽視。本次發布的郭四記、徐維倫偽造貨幣案是一起通過網絡共同偽造貨幣的案件，該案對于懲治和防范假幣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該負責人介紹說，該案中被告人通過網絡聯絡、分工負責、共同實施偽造貨幣的跨區域犯罪，具有當前網絡共同犯罪的典型特征。司法實踐中在共同犯罪、主從犯的判斷上還存在一些難點。這個案例要求辦案人員對犯罪鏈條中關聯人員的事實證據加強審查，發現遺漏犯罪事實依法追訴，并基于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和刑法有關共同犯罪的規定，進一步明確相關規則。關于共同故意的認定方面，明確向直接實施偽造貨幣人員提供專門用于偽造貨幣的技術或者設備、材料的，應當認定有共同犯罪故意。關于主從犯的判斷方面，在網絡偽造貨幣共同犯罪中，有的通過網絡積極宣傳、主動為直接實施偽造貨幣人員提供偽造貨幣的關鍵技術、物資，有的明知他人有偽造貨幣意圖，仍積極提供專門從事偽造貨幣相關技術、物資等，這些人員雖然未直接實施偽造貨幣行為，但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認定為主犯，對參與的全部犯罪數額負責。這對于依法從嚴懲治金融黑灰產相關犯罪也具有指導意義。

記者注意到，本次發布的孫旭東非法經營案中，自行偵查是該案的一個亮點，展現了檢察官發現線索的敏銳性和依法追訴的行動力。辦案檢察官從一張信用卡引發的信用卡詐騙案發現孫旭東犯罪線索，查清孫旭東為他人違規辦理46張大額度信用卡并使用POS機非法套現1324萬元的犯罪事實。

該案經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和自行偵查多個環節，最終通過檢察官的自行偵查突破了關鍵證據，案例重點對開展自行偵查工作的規則進行了闡釋。

該負責人說，2020年，最高檢、公安部印發《關于加強和規范補充偵查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開展補充偵查（包括自行偵查）工作應當遵循必要性原則、可行性原則。根據指導意見的規定，案例對已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判斷自行偵查必要性、可行性的條件作了細化。必要性，應當根據已查清的事實對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遺漏犯罪重大嫌疑進行判斷，如果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無法確定有重大嫌疑的，就沒有自行偵查的必要性。可行性，應當結合相關類型金融業務的特點、在案證據、需要補充的證據和可能偵查方向進行分析研判。

“從檢察辦案情況看，金融黑灰產中介的專業性、隱蔽性很強，往往利用金融業務中的隱蔽漏洞實施。”該負責人說，檢察官在辦理這類案件時，首先要樹立全鏈條追訴的意識，善于發現“案中案”，同時還要注意通過案例、咨詢等途徑熟悉涉案金融業務流程、黑灰產運作特點等，為高質高效開展補充偵查、自行偵查工作夯實基礎。

本報北京6月13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