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法成本考慮，是否出臺專門法有待斟酌，但網絡暴力的立法確實有完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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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記者 王京仔

“你遭受過網絡暴力嗎？”

“65.3%的受訪青年表示自己或周圍人遭遇過網絡暴力。71.9%的受訪青年覺得網絡暴力越來越頻繁了。”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1000名受訪青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被“人肉”后自殺的四川德陽安醫生、被指“假死博關注”而二次自殺的廣東惠州唐某、生前遭遇數千條惡語攻擊的15歲尋親男孩劉學州、因染粉色頭發遭網暴后抑郁自殺的浙江杭州女孩鄭靈華、不堪長達半年的網絡暴力而自殺的網紅“管管”……從“言語傷人”到“按鍵殺人”，越來越多的涉網絡暴力事件提醒著我們，網絡暴力治理迫在眉睫。

6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日期為6月25日。

事實上，網絡暴力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對這一問題的解讀及其治理，從社會學、法學、心理學、傳播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都有不同研究。但從法律角度而言，網絡暴力的本質是什么？認定標準為何？這一現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何在？究竟應該如何治理？《法治周末》記者通過采訪法律界專業人士，力求探尋答案。

更應該關注誘發網暴的社會問題

前不久，北京的張夢（化名）默默棄用了自己的微博追星賬號，棄號前，她仔細刪除了可能涉及自己其他賬號和個人信息的內容。

“同一個追星群里的小女生因為對‘正主’（喜歡的明星）最近的表現表示失望，就被‘同擔’們（喜歡同一個偶像的粉絲）質疑粉籍，甚至追著罵了幾十條信息，最后女生脫粉銷號。”4年前，張夢因為心疼喜歡的偶像被網暴而加入了飯圈，4年后，因有感網絡戾氣越來越重而退出飯圈，“一些粉絲從最初反網絡暴力，到成為網絡暴力的一員，突然覺得很可怕”，如果繼續下去，她怕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近年來，網絡暴力成為網絡空間的一大“毒瘤”是不爭的事實，中央網信辦、國家網信辦也多次對網絡暴力開展專項治理。2022年4月，中央網信辦部署開展“清朗·網絡暴力專項治理行動”；同年11月，中央網信辦印發《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今年3月，國家網信辦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相關治理數據：2022年11月以來，攔截清理涉網絡暴力信息2875萬條，從嚴懲處施暴者賬號2.2萬個，預警防范了377起熱點事件可能出現的網暴風險。

而此次《征求意見稿》第1條就提出要“充分認識網絡暴力的社會危害，依法維護公民權益和網絡秩序”，在網絡上針對個人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信息的網絡暴力行為，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有的造成了他人“社會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擾亂網絡秩序，破壞網絡生態，致使網絡空間戾氣橫行，嚴重影響社會公眾安全感。

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律師朱莎接觸過不少涉網絡暴力事件，在她看來，網絡暴力的危害性有三個方面：對網絡暴力的直接受害者，造成身心傷害；施加網絡暴力的人，無論出發點如何，都會使其形成“可以通過網絡暴力方式去影響和破壞他人的生活秩序”這一錯誤的社會觀念，造成價值觀偏差；每一個網絡用戶，很容易就被裹挾進網絡暴力事件，成為網絡暴力的幫兇或是受害者。

“在很多所謂的網絡暴力事件中，要全面認識導致事件后果產生的復雜的社會原因，不能將后果單純地歸咎于網絡暴力所致，而忽視了其他更重要的社會因素。”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則指出，在很多涉網絡暴力的熱點事件中，其最終的危害后果是由多種復雜因素造成的，網絡暴力可能只是其中一個促成因素。事件發生后衍生出的網絡暴力問題應該關注，但更應該關注誘發網絡暴力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才有助于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

法律上如何界定網絡暴力

實際上，網絡暴力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現實中，人們對于網絡暴力的認定標準也并不統一。

目前，我國未出臺針對網絡暴力的專門立法，對網絡暴力的規制是散見于其他法律法規中。如，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綜合立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英雄烈士保護法等專門立法，以及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誹謗、侵權個人信息、侵害人身權益等相關司法解釋中。2022年11月，《通知》首次明確：“網絡暴力針對個人集中發布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違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擾亂正常網絡秩序。”

“《通知》更多的是針對網絡暴力治理過程中，作一個范圍上的界定，不足以直接作為一個法律上的概念。”朱莎認為，網絡暴力作為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同時形態具備變化性，其行為本身確實很難“一棍子打死”定性，界定網絡暴力，需要結合實施的環境、主觀和客觀行為來具體判定。但總體而言，網絡暴力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界定，一是發生在網絡公共空間，如微博、校園論壇乃至公共微信群、一定范圍的局域網等；二是對他人生活和工作等秩序造成影響，無論網絡暴力的動機和目的是否看似正當，客觀上對他人生活造成影響那么就要對暴力的范圍作擴大解釋；三是通過爬取他人數據、曝光他人隱私等本身就不合法的手段。

“網絡暴力的本質是對個人的一種侵權行為。它區別于其他網絡侵權行為，是因為網絡暴力發生在網絡公共空間，其危害后果和傳播范圍不可預測、不可控，需要在防范、責任追究機制、受害人保護上予以特殊關注。”劉德良表示，他認為法律上的網絡暴力是指發生在網絡公共空間，針對特定個人的人身侵權行為，對他人身心造成消極后果。網絡公共空間包括論壇、貼吧、微博、大型微信群等，一人發起后往往有很多人參與；侵權行為主要體現在謾罵侮辱，侵犯名譽尊嚴、披露他人隱私等。

劉德良進一步解釋，網絡暴力作為不同學科都會研究的社會問題，不同學科使用同一概念時不能直接照搬。從法律角度談網絡暴力，其行為要受到法律的規范，那么法律上所說的網絡暴力首先一定具有違法性，對網絡暴力的認定要準確。他認為《征求意見稿》的最大亮點就在于第10條，且應該將該條提前重點強調。

《征求意見稿》第10條明確“準確把握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標準”，規定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違法違紀行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實而故意散布的，不應當認定為誹謗違法犯罪。針對他人言行發表評論、提出批評，即使觀點有所偏頗、言論有所過激，只要不是肆意謾罵、惡意詆毀的，不應當認定為侮辱違法犯罪。

朱莎則認為，《征求意見稿》若能出臺，無論是對網絡暴力維權個案還是對網絡暴力治理都有正面引導意義。其出臺本身就說明對網絡暴力問題的重視，且對司法機關的實踐意義比較大。其明確了5種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類型，并對應了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適用情況，可以給一線執法者提供更為明確的執法依據和標尺。

《征求意見稿》明確依法嚴懲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包括依法懲治網絡誹謗行為，依法懲治網絡侮辱行為，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依法懲治線下滋擾行為，依法懲治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同時，列明了5種從重處罰的網絡暴力違法犯罪類型，包括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應當從重處罰。

“《征求意見稿》里所涉及的違法犯罪行為，基本都是現行法律中有規定的。”劉德良指出，《征求意見稿》可以視為司法機關辦案過程中的參考指南，不具有法律強制力，“司法機關對網絡暴力的治理還是依照現行法律的規定，由此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行了”。

網絡暴力治理的立法完善

盡管現行法律對網絡暴力有所規制，但在受訪法律人士們看來，由于實施效果不太理想、網絡隱蔽性使得尋找施暴者及取證困難、受害者維權成本高、網暴參與者持有法不責眾觀念而有恃無恐、懲罰機制不突出等原因，導致網絡暴力現象愈演愈烈。

此次《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堅持嚴格執法司法，對于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當依法嚴肅追究，切實矯正“法不責眾”錯誤傾向。此外，在朱莎看來，《征求意見稿》加強了對網絡暴力的公權救濟，如落實公安機關協助取證，加強立案監督，更加明確侮辱罪、誹謗罪公訴要求，適用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等，能有助于解決網絡暴力維權立案難、舉證難的問題，能更有效地制止網絡暴力的實時發生、減小危害，同時對施暴者起到震懾作用。

劉德良則提醒，在司法實踐中，要注意《征求意見稿》提及的“自訴轉公訴”等程序不被濫用。例如，當公民行使監督權，在網絡上揭發貪污腐敗行為時，要防止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此作為打擊報復的工具，以誹謗罪、侮辱罪將對方提起公訴。

對于如何根治網絡暴力，近年來，“出臺網絡暴力專門法”的呼聲漸起。劉德良和朱莎都認為，從立法成本考慮，是否出臺專門法有待斟酌，但網絡暴力的立法確實有完善空間。

在劉德良看來，要治理網絡暴力，需要從三個方面在立法上加強關于網絡暴力的針對性規定。一是平臺對于施暴者信息披露的義務；二是發生網絡暴力時，平臺沒有履行相應的監管義務，尤其是受害人告知后不處理，則要追究平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三是加大對網絡暴力個人施暴者的法律責任。

“網絡暴力治理與預防，需要依靠民事、行政、宣傳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綜合治理。”從法律角度治理網絡暴力，朱莎也認為應該加強網絡暴力懲戒措施，壓實平臺義務等，但她認為從根源上解決網暴問題，需要在法律之外加強基礎教育，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長要加強對孩子的網絡素養教育，從小樹立預防網絡暴力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