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醉駕入刑以來，“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已逐漸成為大多數機動車駕駛人自覺遵守的良好習慣，他們依靠的出行方式之一是代駕。然而，找代駕也有煩惱，服務前不知道司機水平怎么樣、行車時出意外狀況不知道怎么辦、事后有問題不知道該找誰……這讓不少消費者感嘆：找代駕成了“拼人品”；也有人因此不找代駕酒后開車上路被查處，懊悔不已。
不久前，代駕開著湖南長沙姑娘胡靈（化名）的車送她回家時，原本預計200元左右的代駕費用，最終變成了478元。對于多出的費用，代駕的回復是——“這不叫坑，真正‘黑代駕’估計收1200元了”，并表示“退款是不可能的，就算報警也不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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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手機號后4位核對身份，提供目的地，進行導航。看似規范操作之后，代駕點中了導航提供的3條路線中最遠的那條，而且行車路線越來越偏。
走高架橋回家的路最快。但轎車剛上高架橋不久，代駕問“要不要加油”？雖然車上的油不多了，但是胡靈判斷回到家沒問題，于是回復說“如果沒有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就不加了”。
“但是沒過5分鐘，代駕就從高速上下來，說去加油，沒有再詢問我的意見。”此后，車沒有再回到高速公路上，而是一通“兜圈子”。結果，起步里程、超出起步里程、返程費等條目加起來，總計是478元。
胡靈的故事并非個例。
“5公里收費116元。”今年2月9日晚上，考慮到夜間代駕費用較高，山東濟南市民劉藝（化名）特意選了離家較近的飯館吃飯，沒想到，短短一段路，代駕費卻花了116元。
“我當時從餐館出來后，發現門口站了不少等客的代駕，也沒有多想，簡單詢問價格后，便讓代駕送我回去。”到達目的地結算費用時，劉藝發現這比以前在平臺上呼叫代駕高出了不少，“以前夜間叫代駕，5公里左右也就50多元”。
劉藝將費用支付到一個個人賬戶中，提供服務的代駕沒有出示收費明細，也沒有講清楚計費標準，“感覺就是一口價，代駕想要多少就要多少，沒有依據。”
《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發現，有過這樣經歷的車主不在少數，一些車主留下了這樣一句話——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叫代駕。
代駕行業何以存在如此亂象？受訪專家指出，目前代駕行業沒有明確的行業主管部門，也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來規范約束。
在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王運慧看來，推動代駕行業不斷走向規范和完善，有必要對代駕行業明確行業主管部門并且在政策法規層面規范代駕行業，依法整治代駕亂象，暢通醉酒車主平安回家之路。
對此，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鄭翔的意見是：代駕屬于交通行業，應該歸交通運輸管理部門監管。
山東大學教授王忠武還建議，在價格方面，有關部門應制定標準，推動代駕計費規范化。
選擇代駕，民眾最關心的終究是“安全”二字。
記者通過調查注意到，不少代駕等在飯店、KTV門口，不通過平臺接單，如果由這類代駕提供服務，一旦出現問題可能無從找到有能力承擔責任的主體。比如，胡靈和劉藝的代駕，就是在“餐廳門口一擁而上的代駕中隨意選擇了一位”。
“他們一般著裝整齊，馬甲、頭盔、折疊車都有，有的還印有知名平臺的標識，我的第一感覺是正規代駕，就直接選擇了。”胡靈說，從裝備上看，根本分不清是平臺還是個體。
在北京市律師協會交通管理與運輸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胡穆之看來，車主在尋找代駕時，應該具有風險意識，找正規代駕平臺，盡量避免找私人代駕，同時與代駕簽署相關協議，為自己設置安全屏障。
據了解，目前代駕主要以酒后代駕和長途代駕服務為主，每天有兩個請代駕司機的訂單高峰期，一個是晚飯后20時到21時之間，另一個則是凌晨1時到2時前后。
夜晚行車，意味著對代駕司機的駕駛技術有更高的要求。
鄭翔認為，要保障代駕服務質量，一方面須提高代駕服務人員的準入門檻，培養合格的代駕人員，提高代駕的整體素質。例如采取加強技術考核、職業倫理考核和相關職業教育等措施；另一方面要規范服務人員行為，形成監督管理規范。
2021年4月，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聯合中國道路交通安全協會共同發布《汽車代駕服務安全管理要求》團體標準。在鄭翔看來，作為代駕行業自律規范，《汽車代駕服務安全管理要求》的內容已經非常全面，下一步可以進行立法調研，了解團體標準實施的情況和效果，也可以將各大代駕平臺比較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上升到國家規范層面，還可以像規范網約車一樣，先進行地方立法，通過地方立法積累經驗，然后再進行國家層面的立法。
在胡穆之看來，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可以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基本的法律原則，而具體落實反饋的細則和機制可以交由行業協會來制定與實施，以維護代駕市場規范化有序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