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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呼吁取消尋釁滋事罪。他表示：尋釁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懲治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對于一些無故尋釁、滋事，情節嚴重的行為，有一定懲戒價值。尋釁滋事罪的種種弊端時刻侵蝕著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僅會影響人民群眾對權利義務的合理預期，也會導致執法機關選擇性執法。據了解，他的這個呼吁，是從2008年他擔任人大代表后，一直呼吁到現在。
尋釁滋事罪是從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我國刑法第293條：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律師表示，在實踐中，該罪名逐漸淪為類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該罪名存在明顯缺陷，許多與該罪名有關的概念過于模糊，不僅對司法實踐構成困擾，也極易被濫用，造成社會過度刑法化。為此，朱征夫將于今年兩會提交《適時取消尋釁滋事罪》的提案。
朱征夫認為，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缺乏明確性。明確性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然而，尋釁滋事罪中對于具體犯罪行為的表述難以準確界定。例如，在公共場所怎樣的“追逐、攔截”行為才具有破壞社會秩序的特征？另外，他認為，尋釁滋事罪中“隨意”“任意”“情節嚴重”“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等表述過于模糊，而這些又是該罪關鍵的構成要件。雖然兩高出臺了相關的司法解釋，如明確行為人要有“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等主觀動機，但具體案件中對行為人主觀上的判斷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見。實踐中就有人因追討債務方式過激被判尋釁滋事罪，追討合法債務是無事生非還是事出有因，主觀怎么判斷？司法解釋仍無法消除該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此外，尋釁滋事罪與多個刑法法條存在競合。按2013年兩高的司法解釋規定的該罪的行為特征，第二條（隨意毆打他人，破壞社會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93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情節惡劣”：致一人以上輕傷或者二人以上輕微傷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的；多次隨意毆打他人的；持兇器隨意毆打他人的；隨意毆打精神病人、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老年人、孕婦、未成年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在公共場所隨意毆打他人，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與故意傷害罪（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故意傷害致一人輕傷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第三條與侮辱罪、第四條與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第五條與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競合。“一個法條懲治的行為與多個法條存在重疊，有重復立法之嫌。”朱征夫說。
再者，尋釁滋事罪存在體系上的邏輯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樣的行為達不到直接懲治該行為的法條的立案標準，卻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例如，故意傷害致人輕微傷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卻有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造成財物損失2000元達不到故意毀壞財物罪立案標準（立案標準為5000元），卻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立案標準為2000元）。另一方面，尋釁滋事罪起刑點為五年以下，這也導致了一個不構成刑罰較輕的罪名的行為，卻可能構成刑罰更重的尋釁滋事罪。朱征夫說，正如前例，不構成刑罰均為三年以下的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卻可以構成刑罰更重的尋釁滋事罪。這不僅是立法體系上的一個悖論，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最為重要的是，尋釁滋事罪所打擊的危害行為，已有相應法律予以處理，取消該罪不會出現法律的空白。朱征夫表示，該罪表述的多種行為，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均有規定，例如該法第42條、第43條、第49條，規定了侮辱、威脅他人、故意傷害他人、故意毀壞公私財物行為的處罰標準，由此可見，“對于不構成犯罪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還可以施加行政處罰，法律并非聽之任之。對于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并非唯一打擊手段。因此，拒絕利用模糊的規定將更多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考量，這既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刑法謙抑性的體現。”
尋釁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懲治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維護了社會穩定，但該罪名的種種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其模糊性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對權利義務的合理預期，也可能使得執法機關選擇性執法，最終損害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減損人民群眾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朱征夫建議適時取消尋釁滋事罪。
綜合：四川觀察、《人民政協報》（2022年03月01日 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