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騰訊財經 祝玉婷
7月8日，主題為“新變局 新財富 新動能”的“中國財富論壇”在青島舉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出席論壇并發表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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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經濟復蘇，蔡昉明確一個共識：消費是阻礙中國經濟順利復蘇的一個關鍵的堵點和難點。
同時，他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新常態，把短期遭遇的困難和長期經濟發展新常態結合，蔡昉提出幾點政策建議：
首先，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的消費，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里面。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手段、新對象，我們的刺激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這樣可以更加直接對應我們現實的經濟堵點和短板。同時，針對居民的消費去進行刺激，可以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人們拿到錢，就會去購買新的產品，產品部門又會把錢發到工人手里，形成乘數效應。宏觀經濟的例子，其實就是刺激消費，而不是刺激投資。
第二，戶籍制度可以立竿見影、真金白銀地刺激消費。國內外的研究發現，農民工的消費能力被抑制了23%。但他們沒有公共服務，沒有社會保障，因此有后顧之憂，要存錢，消費意愿被壓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經進城的1.8億農民工消費意愿釋放出來，總額度非常粗略的推算大概是在2萬億以上。萬億級的新消費對應的是疫情期間萬億級的超額儲蓄、過度儲蓄。
第三，要借此機會，切實阻斷農村的返貧通路。蔡昉算了一筆賬：2020年實現脫貧成功的時候，是按人均一年4000元的標準。當年五等分收入里，最低收入是4681元，意味著這2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脫貧標準高出17%。我們應該做到把重點放在最低收入這部分人群中，確保不會返貧。
蔡昉指出，三年疫情前，中國經濟已經逐漸轉向了以消費需求為主要拉動力的模式上。三年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收入受到了傷害，也就負面影響了消費，家庭的預算曲線得不到恢復，所以影響經濟復蘇。
他首先從家庭預算曲線的趨勢方面進行分析：這些年居民收入的增長還是有所受阻，相對應的支出隨著收入起起伏伏，因此產生了一定的超額儲蓄。
談及近期火熱的“資產負債表”分析的話題，蔡昉認為“用不到這么復雜的概念”。第一，這些概念我們并不熟悉；第二，雖然長期行為中人們可能會用自己的居民資產負債表來進行調整，會改變長期理財行為，但是現實中老百姓家庭預算曲線沒那么復雜，說穿了就是收入，這決定了消費還是不消費。
談及失業率數據，蔡昉稱，過去三年中國的城鎮失業率，絕大多數幾十個月一直處于自然失業率之上，也就是說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失業導致收入減少，使得經濟該復蘇的時候，會遭遇‘磁滯效應’（或稱‘疤痕效應’），讓你回不到常規狀態。”。
從中國的經驗看，我們過去的失業現象看上去應該過去了，但迄今為止，雖然整體上城鎮調查失業率有所恢復，但農民工的失業率、青年的失業率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失業不能恢復，就導致我們的收入受損，而且可能還在繼續不振。”蔡昉分析，和收入相關的居民消費，隨著收入波動變大，也有更大的彈性，這種彈性時間長了就影響到怎么消費，要不要消費。
除此之外，疫情后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常態。這個新常態，可能有沒有疫情都會發生，蔡昉總結了三個方面表現：
第一，需求側新常態，特別是消費成為常態化的制約經濟的阻礙。這里提供兩個跨國數據揭示的規律：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老年人口超過14%以后，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費率）開始有下降趨勢。總儲蓄超過總投資的比例，這個趨勢逐漸上升，這也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學界討論的“長期停滯”。一個最典型的特征：原來是低利率、低通脹率、低增長、高負債率。隨著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未來他們會形成一個或許更不好的組合：利率也可能回到低點，但是通脹率高企，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提高，因此這種長期停滯是和老齡化相關的。
“中國不會走一個典型的長期停滯，但是我們會不會出現其中的一些特征？我們通脹率顯然是不會有的，現在一點都不擔心通貨膨脹率，但是低利率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常態？當然，高負債率現在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蔡昉指出，這是一個新常態。
第二個新常態，從勞動力市場上看，可能未來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會更高。什么是自然失業率？蔡昉稱就是指能夠實現充分就業的失業率。因為任何時候都應該有失業，那些和結構性因素、摩擦性因素相關的因素，和經濟周期無關，這種自然經濟周期下也可以叫做充分就業。
現在學者估算失業率達到5.1%，在這種情況下，目前5月份失業率已經降到5.2%了，也就是說接近自然失業率了，接近于回歸常規了。但是青年、農民工失業率仍然高企，意味著有可能未來自然失業率會偏高？可能比如到5.3%、5.4%，這種狀態會使得收入受到影響。同時，非正規就業的比重會提高，勞動者的權益和收入增長的可能性，以及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都會有所增加。
第三個是居民的微觀行為，有可能進入新常態。蔡昉認為未來有可能遭遇幾個效應：第一是收入效應，未來可支配收入的潛在增長率，可能會下降的，居民收入增長會比以前預想的要低一個層次。第二是城鎮化效應，未來我們會挖掘新型城鎮化，農民工的市民化，因此我們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費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