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不到半年的最年輕央企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礦資源”)日前與國際著名的三大鐵礦石生產供應商澳大利亞的力拓與必和必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此舉被視為中國鋼鐵行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并可能為中國鐵礦石進口打開一扇新的安全視窗。

踏著國際大宗商品在美聯儲本輪貨幣政策收緊之前上演的一波“牛市”節拍，鐵礦石價格扶搖直上。僅就中國而言，2021年進口鐵礦石價格就同比飆升55%，即便是進入今年，美聯儲以及全球央行猛踩貨幣政策剎車，也沒能阻擋鐵礦石繼續沖高的強大慣性，中國進口鐵礦石到岸價一度摸到131.4美元/噸的年度高點，雖然之后有所回落，但前10個月，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均價依然高達121.3美元/噸。

中國鋼鐵產量已連續20多年居全球首位，而且期間年年擴量增產。2001年中國粗鋼產量1.52億噸，2011年增至6.85億噸，2021年更是穩穩延續了連續五年的兩位數產量勢頭，全年鋼產達到10.323億噸。與此相對應，我國進口鐵礦石用4年時間突破了2億噸進口量，用3年時間突破6億噸，然后又用5年時間最終突破10億噸。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耗國，對海外進口鐵礦石的依賴率高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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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鐵礦石價格持續走高，另一方面是由中國鋼產量不斷放大而帶動的鐵礦石進口放量，中國因此付出的超額采購成本抑或是遭遇到的外匯損失不言而喻。2021年，中國累計進口鐵礦石11.24億噸，均價164美元/噸，且基本上是從澳大利亞與巴西進口，等于中國高達1843.3億美元的鐵礦石進口用匯基本被這兩個國家瓜分。同時對比發現，以2020年全年進口鐵礦石均價101.7美元/噸計算，當年中國進口鐵礦石11.7億噸，對應金額約1189億美元，也就是說即便在進口量有所減少的情況下，2021年中國也因鐵礦石價格的上漲多支付外匯654.3億美元，增幅高達55%。

更嚴重的是，全球鐵礦石資源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亞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福蒂斯丘四家企業手中，鐵礦石價格上漲在進出口企業之間引起的利潤分化程度簡直匪夷所思。由于鐵礦石價格上漲的成本吞噬，中國鋼鐵行業利潤率常年不到2%，而全球四大鐵礦石巨頭的利潤率卻總是高居400%左右的位置。拿2021年來說，全年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550億美元，但同期必和必拓與力拓兩家企業的利潤之和就高達590億美元。殘酷的對比數據清晰揭示了鐵礦石價格上漲對于中國企業的掠奪與戕害。

的確，需求因素是導致鐵礦石價格走高的重要牽引，但作為黑色金屬類的大宗商品，鐵礦石價格理應基本由期貨市場決定，就像國際銅價主要是由LME銅期貨價決定，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期價和玉米期價決定全球大豆和玉米買賣價格標準一樣。然而，鐵礦石期貨目前只能算一個不是十分成熟的品種，全球范圍內有印度商品交易所ICEX和印度多種商品交易所MCX聯合推出的鐵礦石期貨、新加坡交易所在掉期交易基礎上推出的鐵礦石期貨，以及大連商品交易所推出的鐵礦石期貨，但由于各自指數的參考基準不同且標準各異，同時三大市場之間處于割裂狀態，最終釋放出的期價很難得到鐵礦石供應商與采購商的一致認可。

由全球領先的能源和金屬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公司發布的普氏鐵礦石指數采集的價格雖然反映出的是中國主要港口鐵礦石CFR(成本+運費)現貨價格，但其數據樣本多為“活躍”參與現貨交易的小規模鋼企和貿易商，而不是礦山和大型鋼廠，不僅代表性欠缺，而且指數價格編制方式也不透明，背后利益盤根錯節。

因此，礦石交易價格最終還是采取“長協”定價機制。這種機制就是全球三大主要鋼鐵生產國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鋼鐵企業在各國行業協會組織牽頭下推出行業代表與鐵礦石供應商進行價格談判，雙方商定出長期價格。

不過，長期價格實際敲定的只是一年內的鐵礦石進出口“首發價格”，而且最終結果是年年談判年年價格水漲船高，“首發價格”后的市場價格也是漲多跌少。不可思議的是，國際鐵礦石談判歷來遵循與貫徹“跟隨”潛規則，即只要鐵礦石生產商與談判的任何一方達成了長期合同價格協議，全球其他鋼鐵企業都跟隨這一價格。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于日本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礦山中持有不少股份，幾乎每一次談判結果都是鐵礦石供應巨頭率先與日本鋼鐵企業訂立“城下之盟”，中國企業最終只能無奈“跟隨”。因此，直到今天，雖然中國占據著世界鐵礦石最大進口國的位置，但依舊對鐵礦石定價沒有話語權。

今年7月成立的中礦資源或許能夠改寫上述尷尬局面。一方面，未來中礦資源將代表國內鋼鐵行業與海外鐵礦石生產商進行談判，牽頭實施鐵礦石集中采購制度，既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國對于鐵礦石的議價能力，也有目的性地對國內進口鐵礦石資源進行合理的行業組合與配置。另一方面，中礦資源接下來有可能與海外鐵礦石供應商進行實質性的戰略合作，如雙方在資本層面展開與推進交叉持股、共同開發第三方鐵礦石及其他礦產資源，以及為合作行業共同制定綠色低碳技術等資源優化方案和標準等，最終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體，從而為鐵礦石進口配備出可以解壓的產業服務鏈與安全供應鏈。

當然，需要客觀看待的是，雖然中礦資源能夠對外提升鐵礦石價格博弈的話語權，并可能構造出對國內鐵礦石進口的有利格局，但其一己之力能否改變既定而頑固的國際談判規則，以及能在多大范圍內與多強深度上引起國際鐵礦石供應商的合作共鳴尚待觀察。基于此，我們在向海外伸出商業力量長臂的同時，更需要在國內從產業布局與資源利用層面拓展可以實現治本的有效路徑。

一方面，要繼續推動鋼鐵行業“去產能”，通過產業優化降低鐵礦石的使用強度。雖經過多年的產業整合，但國內鋼鐵行業的集約度依然不高，排名前十的鋼鐵企業產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低于全球60%的行業集中度水平，因此，有必要繼續推動行業橫向資源整合，同時推進以大型鋼鐵企業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應商和下游客戶的跨行業、跨地區的縱向聯合，以顯著的范圍經濟與產業規模化提高鐵礦石的邊際產出率。在此基礎上，除了少量特種鋼材外，堅決禁止其他粗鋼生產的增量投資與建設，推動鋼鐵行業的產品結構調整與升級，提高鐵礦石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存量廢鋼資源，構造出對增量進口鐵礦石的替代強度。全球范圍內有以鐵礦石為基礎原料的高爐長流程煉鋼和以廢鋼為基礎資源的新型電爐短流程煉鋼，像美國的短流程煉鋼產量可達70%，歐盟可達42%，但我國90%采取的是長流程工藝方式，短流程煉鋼產量遠低于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國內目前多達近3億噸的廢鋼資源對粗鋼產量的貢獻率不到20%。為此，需要加大電爐鋼工藝技術的研發與升級力度，同時通過支持平臺集中收儲、廠商責任界定等手段徹底改變廢鋼回收小、散、亂的特點，實現廢鋼資源的應收盡收與應用盡用，最大程度實現對鐵礦石增量進口的替代。

（文章來源：國際金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