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特稿

2021年6月，在湖南長沙打工的彭某某拿著600元“酬勞”暗自慶幸手頭有所寬裕。他不會想到這次的不勞而獲，藏著一份自己不能承受的代價。

原來，彭某某從同事張某某那里找到一條“來錢很快”的門路——只要賣掉自己的銀行卡就能賺錢。“一開始我不同意，感覺像是新聞里說的詐騙或者洗錢。”彭某某并不糊涂。但猶豫幾天后，眼看自己的借款逾期未還，他還是答應下來了。

(資料圖)

最終，彭某某因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1000元。

類似彭某某的遭遇并不鮮見。今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指出，5年間，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提供技術支持、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從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萬人。

特別是2020年10月“斷卡”行動以來，檢察機關起訴涉嫌幫信犯罪案件上漲較快，目前已成為各類刑事犯罪中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前兩位分別是危險駕駛罪、盜竊罪）。

犯罪形式呈現鏈條化技術化

操作簡單，用電話線接通設備即可；待遇優厚，工資每天600元……面對“高薪”誘惑，年輕小伙石某某、袁某某、楊某某作出了“心動選擇”，殊不知他們走上的是不歸路。

今年2月底，石某某等三人在網絡尋找兼職時，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對方表示只需要到處住酒店，并運行安裝一種“設備”即可獲得每天600元的報酬。見報酬豐厚，工作內容又“簡單”，三人立刻接下了這個“好工作”。

隨后，石某某等三人按照“老板”指示在四川省達州市各區縣多家酒店開房住下，并安裝調試好“設備”。然而沒過多久，公安機關的雷霆一擊，打破了他們不勞而獲的美夢，三人被一舉抓獲，7臺VOIP設備一并被收繳。

據辦案民警介紹，遠在國外的詐騙分子進行遠程撥號，經過VOIP設備一轉換，被害人手機上的來電顯示就是國內的固話號碼，大大降低了被害人的防范意識。提供或操作這類設備、為電詐團伙搭建遠程“機房”的行為無疑觸犯了幫信罪。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莊緒龍表示，實踐中，幫信罪的行為類型主要包括——其一，非法買賣銀行卡、電話卡，為上游犯罪提供轉移支付、套現、取現的工具；其二，利用銀行賬號或第三方支付平臺賬戶為他人代收款，再轉賬到指定賬戶并從中賺取傭金，充當跑分的“工具人”；其三，組織或者幫助操作、使用相關設備、軟件，幫助上游犯罪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逃避偵查。

一些科技公司從業人員抱著僥幸心理，以“技術中立”為擋箭牌，實則淪為犯罪的“技術助攻”。

過去一年，針對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等犯罪提供非法支付結算、技術支持、推廣引流、物料支撐的黑灰產業，全國公安機關持續開展專項打擊整治，偵破相關案件3．1萬起，打掉各類犯罪團伙8700余個，有效防止了網絡黑產犯罪蔓延擴散。

針對為各類網絡違法犯罪提供關鍵物料支撐的網絡黑號，各地公安機關深入開展“斷號”集中打擊整治行動，重拳打擊惡意注冊、販賣網絡黑號的卡商、號商、打碼接碼平臺等犯罪團伙，偵破相關案件1．1萬起，搗毀“貓池”窩點800余個，繳獲“貓池”、GOIP等黑產設備1．1萬臺，關停接碼平臺130余個，查扣手機黑卡240萬張，查獲網絡黑賬號4200余萬個。

堅持罪責刑相適應精準打擊

2022年，吳某某等106人特大電信網絡詐騙案移送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審查中，100多名嫌疑人中的21名實習大學生引起了辦案人員的關注。據調查，這21人為外省某職業學院大三學生，在該公司主要從事電話推銷工作，屬于誤入電信網絡詐騙公司。

通過對涉案人員以職能作用大小、工作時間長短、非法獲利多少等為標準進行分層、分類，檢察機關對該詐騙公司股東、主管人員、核心骨干從嚴打擊，并立案監督股東、主管3人，其中2人已判決生效；同時根據工作崗位、工作時間、獲利情況等綜合認定，分別提出緩刑建議、相對不起訴以及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的處理意見。綜合全案證據及相關事實進行研判后，檢察機關依法認定21名實習大學生不構成犯罪，后相關案件被撤案。

2022年6月30日，在最高檢直接參與和指導下，浙江省三級檢察院與外省三級檢察院會同公安機關，在當地公開送達檢察建議，同時對涉案實習大學生進行撤案公開宣告。

針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突出問題，最高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等規范性文件，先后制發三批典型案例，明確幫信罪法律適用、政策把握等問題。

莊緒龍分析指出，在幫信罪的犯罪主體構成中，絕大部分犯罪分子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對網絡、社交軟件上發布的以及身邊“朋友”口口相傳的高薪兼職誘惑難以抵制，再加上其自身法律意識淡薄且心存僥幸，最終淪為電信詐騙的幫兇。他認為，在辦理該類案件時，司法機關應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強化源頭治理，重點打擊上游犯罪，重點懲辦電信詐騙犯罪的領導者、組織者。

“對于獲取少量非法所得的幫信犯罪分子，應予以實質化區分，充分運用不起訴、認罪認罰從寬等訴訟制度，以教育為先和刑法預防為主的理念，盡量降低對于主觀惡性較低分子的懲治力度，從而實現罪責刑的平衡。”莊緒龍說。

源頭整治電詐黑灰產業鏈

當前，網絡黑灰產滋生蔓延，犯罪分子在網上網下、境內境外相互配合，助推了電信網絡詐騙迭代升級。

一些犯罪分子通過非法出售、出租專業設備或工具，幫助上游實施犯罪。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會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對被害人進行精準“畫像”，設計個性化的詐騙話術。

招聘、實習、兼職領域此類現象較為突出。有的招聘市場特別是網絡招聘平臺對招聘企業資質、發布招工信息等缺乏嚴格審查和管理，導致一些人因為這些違法招聘廣告進入詐騙犯罪集團，危害十分嚴重。

幫信罪高發，其背后折射出網絡治理、社會治理等方面工作還需不斷完善。

“檢察機關聚焦案件高發群體、重點行業和問題突出區域，通過法治宣講、公開聽證、公開宣告送達等方式，加強以案釋法，強化警示教育。會同教育部門，持續深入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提升在校學生法治意識。會同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用好典型案例，加大電信、金融、互聯網行業從業人員法治教育力度，提升職業素養和法治意識。”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相較于后端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的打擊，前端的治理更為重要，應堅持預防為先，加強以案釋法，防止群眾淪為犯罪“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