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 錢歡青

位于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小徐村西的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在被專家認定為稷下學宮遺址之后，引起了廣泛的矚目。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寶庫、學術殿堂和文化圣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所在，稷下學宮遺址的發掘，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考古發掘。

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學典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編定《國民通禮》，重建“禮儀之邦”，建構以仁義禮智信為內核、以溫良恭儉讓為外在表現的禮儀社會。作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盛況的中心，稷下學宮的考古發掘，是山東這片人文沃土以“走在前”標準書寫文化建設山東答卷的重要內容。稷下學宮，這一“中國最早公立大學和智庫”，必將穿越歷史長河，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利用發揮重要作用。

彰顯中國氣派的考古盛事

從2017年開始，經過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5年時間的努力，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被確定為稷下學宮遺址。該處建筑基址群，處于封閉院落內，面積近4萬平方米，規模大，規格高，考古人員表示，“從年代、位置、布局等各方面都符合稷下學宮的特點，而且與文獻記載吻合，因此可以認定這里就是稷下學宮遺址。”

齊大刀錢范

稷下學宮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傅斯年先生在《夷夏東西說》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只有一個重心，這個中心便是齊魯。”郭沫若先生也曾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

稷下學宮與幾乎同時出現在希臘雅典的希臘學園(又稱柏拉圖學園、阿卡德米學園、雅典學院)，都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學府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它們分別出現在世界的東方和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現出了人類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于孔寶先生在《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一書中表示，有人將稷下學宮與基本處于同一時期的古希臘柏拉圖建立的阿卡德米學園、亞里士多德建立的呂克昂學園、芝諾建立的廊下學園相提并論，“這種類比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齊國的稷下學宮是國家為知識分子提供的一個聚徒授學、自由議論政事、探尋治國安邦與經略天下之策的基地，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芝諾所建立的學園則是一家一派之學的活動園地。前者是公辦的，后者是私辦的，其規模與影響是不能等量齊觀的。”

汲水罐和陶文盆

山東省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二級研究員王永波先生也表示，稷下學宮遺址的發掘，用考古實證證明，東方的智慧之光一點不比西方晚，甚至還要早，戰國時期以稷下學宮為中心出現的百家爭鳴盛況，并非空穴來風，中華民族的文化DNA，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奠定，諸子學說和百家爭鳴為中國思想史奠定了非常高的基礎，稷下學宮遺址的發掘，當然是彰顯中國氣派的考古盛事。

重建“禮儀之邦”的思想資源

據中國新聞網消息，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學典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編定《國民通禮》，重建“禮儀之邦”。“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王學典認為，當前，中國實現全面脫貧，步入小康社會，“倉廩實”“衣食足”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知禮節”“知榮辱”的任務應該提上日程，制定并頒行一部適用于不同領域與群體、接續傳統并適應現代文明要求的《國民通禮》。提案具體建議，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下設立一個專門工作機構匯集專家，研究制定頒行《國民通禮》，對待人接物、婚喪嫁娶、歲時節日等日常禮儀進行明確規范與界定。王學典說，頒行《國民通禮》，用禮儀教化民眾，與法律法規的約束力形成互補，有利于整飭當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道德滑坡、行為失范的亂象，規范民眾日常生活，理順社會秩序，提升中國整體形象。

編定《國民通禮》的建議，或許正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作為戰國時期文化學術的中心，當時學者們在稷下學宮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王霸之辯、義利之辯、天人之學、人性善惡之辯等等包羅萬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正是來自在稷下影響甚巨的《管子》，《管子》甚至被認為是稷下學宮的“教科書”。在管仲學派看來，經濟生活是道德生活的基礎，并對道德生活起決定作用。于孔寶先生認為，《管子》一書“明確而深刻地揭示了社會道德生活受社會經濟生活的決定與制約”，“這在中國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管仲學派甚至將禮義廉恥提升到“國之四維”的高度，認為它們如同國家的四大擎天之柱，維系著國家的存亡。

稷下學宮遺址考古現場圖 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黃中明 攝

有關禮的論述，曾任稷下學宮“祭酒”的荀子，或許特別值得一說。荀子在齊國居住了幾十年，于孔寶先生認為，“荀子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古代的杰出思想家，在哲學、經濟、政治、倫理等方面提出來一系列光輝的論斷，都是在稷下學宮這個文化中心孕育、生長和開花的。沒有稷下學宮這個大舞臺，荀子的思想學說至少要遜色些。”

那么荀子是怎樣談論禮的呢?據《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一書，荀子談禮，非泛泛空談，乃是或多或少地認識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適應時勢之需要，繼承發展了管仲禮法并舉的思想。荀子在闡發禮的起源時，就將禮賦予了法的規范功能，給禮打上了法的烙印。《荀子·禮論》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不必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他對禮的分析，已初步越出了孔孟之儒關于禮的道德教化的樊籬，大大淡化了孔孟那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脈脈溫情的成分，而向著管仲所主張的禮法并用的思想傾向發展。他認為禮的社會功能涵蓋了人生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禮能“使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禮者，所以正身也”,“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荀子把禮看作是修身治國的根本準則。人依禮而行，就可以慢慢獨善其身，以達慎獨，成為圣人。依禮而治理國家，國自強天下得，且長治久安。

“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是山東的獨特優勢。推動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深厚文化積淀的滋養。近年來，山東扛牢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使命擔當，不斷提高文化創造力、傳播影響力、宣傳引導力，推進文化強省建設在新征程上展現新氣象新作為。多位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住魯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山東應把打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先行示范區，作為走在前列、全面開創，當好優秀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傳承者，以及“兩創”探路者、先行者的具體行動。

稷下學宮的考古發掘，以及下一步遺址的保護和展示，也將成為山東打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重要內容。

有意思的是，稷下學宮與齊故城小城之間沒有壕溝，但發現一條南北向道路，北接小城西門，南面可能通向小城南門。記者曾在現場看到，路面有清晰的車轍痕跡。2000多年前，稷下先生往返于齊國宮殿和稷下學宮之間，走的就是這條路，齊宣王問政孟子時，孟子走的也應該是這條路。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號稱亞圣。孟子曾兩度游學于齊，并偕母同行，長期居于齊國。據考證，孟子游說諸侯30年，而在齊國的時間就長達25年左右。《鹽鐵論·論儒》云:“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載孟子“嘗仕于齊、位至卿”，顯然受到齊王的器重。孟子曾極力向齊宣王鼓吹他的仁政學說，讓齊宣王按照他的設想去實現王道大業。

不管最后齊宣王有沒有按照孟子的思路去做，齊國對稷下學宮和稷下先生的重視是無可爭議的。據《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一書，齊宣王曾以為孟子在臨淄城中建造一所住宅和萬鐘糧食的條件挽留孟子，足見齊國政府對稷下先生的優待。司馬遷記述說：“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又說:“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由此觀之，稷下先生不僅有“高門大屋”的良好居住環境、優厚的生活條件，而且還享受“上大夫”“列大夫”的政治待遇，可謂尊寵有加。而稷下學宮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規格很高的建筑基址，確實證明了稷下學宮當年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