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截圖

最近一部“畢業5年，存款5000，卻治愈了幾百萬人”的視頻火了。

(資料圖片)

兩個女孩圍著火堆，一臉笑意地講了自己“高開低走”的人生故事。兩人是華中師范大學畢業的，畢業5年，一個曾經在互聯網大廠工作，現在存款只有五千多。另一位去中國傳媒大學讀了研究生，夢想是成為一名編劇，結果一路碰壁，她上一份工作是成都一家火鍋店的服務員。鏡頭中，篝火映在姑娘年輕的面龐上，面龐上滿是笑容。

從世俗的角度來說，兩個年輕人的職場生涯挺不順利的，甚至一度走到了社會邊緣。但是，為什么說這樣的視頻“治愈”了幾百萬人呢？再早之前的《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也是橫空出世，大熱一時。

難道“治愈”就是比慘游戲，就是傳說中的“你有什么不開心的事，說出來讓我開心開心”？

我以為，“治愈”就是通過別人的故事參詳自己“活著”的意義：我的活著不是為了活在別人的“標準答案”里，特別是在一個變革時代里，更不要把別人的“標準答案”當成自己活著的意義。

今年春節假期，我懷著一種頗為奇特的心情，重讀了余華的小說《活著》。彼時正值我“陽康”后不久，正是有點懵的狀態。除夕前一天，又因皮脂腺囊腫發作，背上吃了一刀，心情不免有些灰暗。活著，挺不容易的，我想。

大概二十五六年前吧，也可能更早一些，首次接觸《活著》時，居然有一種親切感。主人公福貴，不就是我那些已經去世或者還健在的祖輩嗎？他們生于江南，長于江南，家世或有差異，經歷或有不同，但時代的烙印卻是一致的。

想到余華是嘉興海鹽人，離我老家不遠，一切都解釋得通了。但是，親切感取代不了悲涼感和荒誕感。福貴的一生，不斷在失去。他吃喝嫖賭，被人做局，失去了土地和房子，這種失去，本來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不想時代翻轉，反而成了他保命的理由，接下來，他又不斷地失去家人，老婆、兒子、女兒、女婿、外孫，全部先他而去。只有他，孤零零地與一頭老牛相伴，還活在世界上。

這次重讀《活著》，我特別留意余華在“自序”中的一段話，他說：寫作的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作家的觀念，當然會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比如，福貴勸有輕生念頭的人，“你千萬別糊涂，死人都還想活過來，你一個大活人可不能去死”；福貴在晚年總結自己的生活哲學，“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有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

活著當然很好，《活著》本身也不錯。當你放棄一些大詞和不必要的參照，試著去感受“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純粹性，反而會覺得余華寫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態。

這是我在初次閱讀《活著》時容易忽略的細節，恐怕當時也沒有引發相應的關于溫情的感受。正是這種溫情，像一個支點，讓“一個人和他的命運之間的友情”獲得了相對寬廣的敘事張力。就小說藝術而言，贊賞也罷，批評也罷，平靜地看待也罷，不管怎樣，《活著》已成為當代文學史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對別人的命運選擇，寬容一些，也就是對自己當下的活著松弛一點。被貼上211名校、研究生的標簽，人也可選擇欣賞岔路上的風景；真真假假的“二舅”的故事，還是要由“二舅”去過的，旁觀者只需要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