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王賢祝每晚可以插完7-10盤紅炮。在位于瀏陽的小作坊里，他們總在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下工作。具體而言，就是不停地將引線插入炮筒，然后捏緊。這項工作很考驗視力，不一會兒就得揉揉眼睛。
(資料圖)
后來他做了煙花廠老板，賺過錢，也經歷過“禁鞭令”后的產能過剩。
今年，受益于防疫政策優化、“禁鞭令”的松動，瀏陽市迎來了十幾年不遇的煙花行業熱潮。
每個小時，都有十幾個電話打給王賢祝。但他不敢接，因為接了電話也沒貨。
以下是他和幾位煙花廠老板的講述。
瀏陽市售賣制作煙花爆竹零件的門店。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1】“年前就已經脫銷，外地訂購電話不敢接”金得利煙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負責人王賢祝
今年這種情況，是這么多年來頭一次。大家的熱情都起來了，完全沒有預料到。
我們日常都是按訂單進行生產的，每天的產值大概是60-70萬元。現在有些城市的禁鞭令突然放開，很多地方的經銷商臨時來訂貨，我們沒有那么多貨給出去。
你看我的手機通話記錄，每個小時都有十幾個電話打進來。這些外地打來的電話，大連、海口、廣州、山東會不停地我都沒敢接。有人會不停的打好多個，一個我都不敢接，接了電話也沒貨。
還有一些老客戶，四五年之前找我訂貨的。今年，他們當地政策一放開就來找我訂。因為之前沒下訂單，沒有在我的生產計劃之內，實在需要的話，只能提價，從現貨里勻一些。
花炮是我們祖傳的手藝，在我們瀏陽南鄉，沒有一個不會做的，就連小孩都會做。
小時候，我的學費都靠自己做煙花來賺。小孩只能做一點簡單的工序，比如插煙花的引線，每個藥筒里都要插一根。這個工序一件會給三五分工錢，但是那時候學費也便宜，一學期也才三五塊錢。
比如一盤普通的紅炮，快的10分鐘左右就可以做完。我們男孩子沒有女孩子那么手巧，我做要將近20分鐘。放學之后做，一晚上我可以做7-10盤，周末的時候父母會有要求，可能說做完30盤，就可以出去玩。
像塞藥這種危險的工序，就需要大人來干，我父母也會做，就是初級的家庭手工作坊。那時候，我們家不對外售賣，都是去有門路、有資本售賣的人家里領原料回來做，按件計費。各家做藥的配方百分之七八十是相似的，可能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差異，配方好一點，燃放的效果、節奏、炮響力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畢竟煙花涉及火藥，是個特殊行業，后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為了安全起見，瀏陽市政府就慢慢引導個體生產戶向工廠轉變。通過10多年的引導，到2000年，幾乎都是工廠化了。
現在，家庭作坊式的生產已經基本不存在，插引線這種工序已經可以實現全機械化生產了。最初機械化的時候，是產量上不來。當老板的，只要有貨就能出。
瀏陽的煙花產業是在2000年前后走上快車道的。像我的廠子，剛開始是在我們老家，規模不大，只有三四十個人，產值只有兩三百萬，現在慢慢發展的也有兩百多人了。
2016年，各個城市的禁鞭令陸續出臺，給我們的行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具體還要看各個廠市場面向的地區分布。
我們這邊有一個廠家，一年的銷售量是1.2個億，但是他在河北省的市場份額占了60%，河北的禁鞭令一出，相當于他就損失了6000萬，銷量下降了一半，對他的打擊很大。他就要臨時重新去開發市場，像到西北或東南沿海。
從那時候開始，煙花行業產能過剩的現象就出現了。2016年的時候，我們瀏陽原本有1000多家煙花企業，經過優勝劣汰之后，現在還剩下400多家。
現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還存在，未來可能會繼續這種行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創新不足或安全性不穩定的企業，可能都會慢慢被淘汰掉。
【2】“2016年禁鞭令導致市場萎縮，這幾年慢慢回暖”東信煙花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鐘自敏
三年以來，今年銷量是最好的，是一個特殊情況。
在年初規劃的時候，我們“以銷量定產量”，不可能盲目地去多做，萬一賣不出去怎么辦呢？
我們今年的生產時間也不是很長。因為高溫放假、疫情政策調整，很多工人身體支撐不了，感覺很辛苦，今年總共也就生產了200天左右。
另外，“禁鞭令”放松、疫情政策調整后，我們沒有準備，導致“供不應求”。我們也在加緊生產，原來是在臘月二十基本上都停工了，現在我們可以做到臘月二十六，到小年以后了。
今年價格可能有一些上漲。比如山東棗莊，拉一車煙花去，還沒入倉庫，別人就都守在外面來，發貨單給我，基本上都買了，就這么瘋狂。現在這邊工廠里也是，有什么對方要什么，不挑品種。
我們1993年建廠，到現在快30年了，是瀏陽比較大的一家煙花公司。
以前，放煙花用電子引線頭，經常出問題，點不著。開始燃放前的那頓飯，我基本都是吃不下的，生怕出問題。
我第一場燃放是1999年的財富論壇上，很不成功，那時候點火設備不是很發達，人工去點，像上戰場一樣。那場煙花就是點火設備出了問題，我們幾個人用煙頭點上去的，現在都是機器編程點火了。
2008年奧運會我親自參與了，我們東信煙花承擔了鳥巢龍形水系整個的焰火燃放。
煙花爆竹是瀏陽的傳統產品。沒規范20世紀都是家庭作坊式。在上世紀60年代，南鄉流傳著“十家九爆”的說法。到了現在，已經完全實現了工廠化、規范化。
工廠化發展了這么多年，產量按理說是足夠的，甚至現在還有產能過剩的現象。
之前，禁鞭令導致市場萎縮，加上產業升級，瀏陽煙花工廠原來有上千家，現在才400多家，少了50%還多。
正常來說，我們上半年只有4月份左右，也就是清明節期間，有個內銷的小旺季，因為全國有這種習俗。那個時間以后，基本上都是出口為主。美線做到五月底，再下歐線，歐洲的做到十月份。
這幾年，煙花市場慢慢有回暖。2021年產值是260個億，今年有300多個億。因為競爭比較激烈，價格也處于低點，我們工廠的利潤率并不大，只有6%到8%左右。
【3】“超規格的、專業燃放類的產品很可能流入市場”瀏陽某煙花集團負責人
作為煙花廠家，我們其實也有擔心。一方面，現在只要在你倉庫里的，別人都要，可能質量差的、不好的、超規格的，都會流入市場。
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禁鞭很多年，不像年年放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安全燃放。突然一下放開，安全問題也不可控。我那天看到一個視頻，有個人倒著放“加特林”，這是很恐怖的。特別是把專業禮花彈在橋上面點、在馬路上點，要崩死一個人是非常容易的。
現在這種“供不應求”的局面下，超規格的、專業燃放類的產品很可能會流入市場。有些廠家想，反正經過了倉庫，你拿著錢來拿貨，高百分之幾十的價格我賣不賣？睜只眼閉只眼，就把它賣掉了。
有些地方政府出臺規定，只能在限定區域，放符合規格的煙火。或者政府組織在專門的場地，請專業的燃放公司來放，老百姓來看。這才是規范的做法。畢竟煙花是一個特殊產品，安全問題一定要重視。
在煙花行業，競爭很激烈。大多數人會通過降價、打價格戰的方式來賣產品。尤其是沒有創新，沒有占領技術高點，或者是成本高的，能批量復制的產品。在質量上省點成本，藥物上控制一點，消費者是不知道的。
像“加特林”，反正殼子都是一樣的。到時候，里面放19根大管還是放19根小管，誰曉得。買了的話，可以試試敲一下底部，可能底部也是空的，沒插滿。
正規的工廠堅持只做好東西，可以很穩定的有市場。現在，雜牌“加特林”是很火爆，但如果只是賺了一波快錢，幾天就爆出來了，砸自己的牌子，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4】“我們廠一分錢都沒漲”湖南慶泰花炮有限公司創始人黃慰德
今年春節前花炮銷售的行情，是我最近十幾年都沒見過的。
我們的訂單大多是在去年4到8月接下的，春節前交付出貨。最近有些客戶臨時來訂購，我們沒有多余的貨，最多給一車兩車。比如你要500萬的貨，只能給30萬、50萬。
今年我們廠總共產值有3到4億元，耽誤的時間比較多，夏天高溫假就放了兩個多月，后來疫情政策調整，工人很多都陽性了，沒法來上班。
到了過年，行情這么好，工人的放假時間也往后延了一些，往年在臘月二十、二十一就放假了，但是今年往后延了三四天。可即便如此，產能還是有限，產值也不能一下子提上去。
行業可能有漲價的現象。有朋友和我提起，有人向一個廠定了60車的貨，但是現在不給交付，可能企業也看到這個漲價的空間，每車加了2萬賣給別人，這樣就可以多賺一點。
我們廠是一分錢都沒漲，該多少錢就是多少錢，我們是個老廠，要做自己的品牌，做了這么多年煙花，沒必要因為這點小利潤砸了口碑。現在市場上的亂象，就是“一粒老鼠屎，打爛一鍋粥”。
我今年72歲。從14歲進花炮廠打工，到1986年自己成立“九林鞭炮廠”，在這個行業內待了一輩子。
1964年，我跟著在煙花廠做技術員的叔父學習煙花的制作工藝，是花炮技術的四代傳承人，現在也是咱們瀏陽花炮制作工藝傳承人。
我是瀏陽本地的南鄉人，以前我們那里每家基本都會做。但當時兩極分化，普通家庭作坊沒有牌子，叫“散張”，有能力的工坊叫“開張”，會到各家去收鞭炮，再分為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封裝之后售賣。有的會從瀏陽河走水運，送到福建、武漢等地販賣。
后來我就進廠打工。花炮行業危險性是非常高的，那時候也沒有現在的安全意識、標準化規范化生產。當時的同事，被炸死的、殘廢的都有，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活到了現在。
改革開放后，我“下海”了，去補過輪胎、修過電瓶，又到外地的花炮廠做過師傅，到1986年，回到瀏陽成立了“九林鞭炮廠”。
那時，我創造了“花中炮”的技術，就是把煙花和鞭炮結合起來，鞭炮炸響時候還會出現一點花火，通過這個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直到現在，我都認為，創新是企業能走長遠最重要的一點，不創新就會被淘汰。
原來的煙花，可能沒有現在這么亮，這么有趣味性，效果這么好。像嗅覺上，以前的花炮里面，硝的味道特別重，現在我們就會加一些香味，中和硝的味道。
視覺上更不用說了，科技這么發達，外包裝上面掃一下，就能看到煙花燃放的效果。效果做得更精美，就更能把握市場。
瀏陽市煙花爆竹協會門口。圖/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郭梓昊 實習記者 黃依婷 發自湖南瀏陽
【來源：九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