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場雨”剛走，“賣糧難”又來？中國農民種地為何這么難？

核心要點：

1小農戶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較強，“船小好調頭”，但是小農經濟也被看作落后的經營方式，被“現代化”和資本下鄉擠壓。規模越大風險可能也越大，這場“爛場雨”提醒大家要重新認識農業的風險之患，以及大規模經營的可能弊端。 2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慮，喜歡引進大企業、大資本，搞規模化經營。有的大戶經營狀況好，“利潤比自己做生意還高”。有的則因為規模太大、風險太大而虧損。有老板“開著寶馬進入，騎著自行車出來”，最后因毀約棄耕而跑路，把麻煩拋給地方政府。 3河南“爛場雨”之后，大家都比較關心是否會出現“賣糧難”的問題，因為虎口奪下來的糧食已經有了出芽、發霉的問題。而流通體系對種植環節的擠壓占取也是行業事實，“國家定的保護價，不及糧販子一句話”。 4遇到天災，不能讓種植者獨面風險，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做好生產服務扶持小農戶和中農，比如改善灌溉排澇等基礎設施，保證農村曬場空間等，還可以組織分散經營的小農戶集體投保，規避可能的天災風險。

前段時間，北方部分小麥主產區的“爛場雨”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和擔憂。時逢三夏搶收，奈何天公不作美，廣大網民不免“哀民生之多艱”，同時也期待各地政府能夠積極作為以解民生之困。

(相關資料圖)

好在近日以來天氣晴好，也有很多地方政府積極作為，協調跨區機械服務、開放晾曬場所、聯系保險理賠等等，農機手、烘干廠、收購站也開足馬力，最大程度地確保顆粒歸倉，減少自然風險帶來的沖擊。也有企業積極參與到搶收工作中來。

陜西一家企業幫忙烘干（圖片來自網絡）

一套組合拳下來，總算是稍解了農民緊皺的眉頭，也算減輕了大家對糧食安全的擔憂。但這場多年不遇的“爛場雨”警醒我們，要把控好農業發展的方向，也要時刻關心農民處境。

“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

風險始終是農業生產的命門

農業和工業生產不同，農業受自然環境影響太大了，哪怕是現在生產技術和設施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農業還是免不了受氣候、地域、季節和水土的影響。可以說，自然風險始終是農業生產的命門。因此，風險影響著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形態。

我國歷史以來形成的小農經濟形態，恰是風險約束下傳統農業經營智慧的凝結。小農戶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較強，“船小好調頭”，遭遇風險時應對能力較強，即便受到滅頂之災，也能夠迅速從風險中恢復過來。

為了應對風險，傳統小農采取了很多經營策略。

一是分散風險，雞蛋不會放在一個籃子里。小農戶在糧食種植之外，一定還會有多種分散風險的作物，還會有養殖、手工等等抵御風險的兼業，小農家庭經營中也會撥出一些勞動力從事其他職業，以在遭受風險時家庭內可以調配資源；

二是抵御風險，傳統農作中也有很多抵抗天災的生產技術，比如錯茬、間種等技術，比如排澇抗旱，農民不惜勞力看護好自家禾苗，總能夠在風險下降低天災帶來的損害；

三是借助家庭再分配和村社集體的社會互助，實現天災后的快速恢復。

可以說，正是這種經營智慧，確保了小農經營方式存續千年，客觀上也形成了農業上規模小而散、農民群體保守謹慎和農村共同體的守望相助特征。

問題在于，一段時間以來，這些特質被通通歸納為“小農思想”、小農形態，小農經濟也被看作落后的經營方式，需要被更先進的生產方式所取代。一時間，現代化這一美詞被資本下鄉、被大規模土地流轉和企業式農場所專有，各地的“職業農民”“新農人”也無一例外都是規模化了的、外來的、專業化的主體。

通過這些“爛場雨”，我們可否重新檢視一下，規模越大風險越大，是否越“現代”的生產主體越對糧食安全有利？

當然，筆者并不是簡單直接地否定規模化經營，而是說，當天災之劍始終懸掛在經營者頭頂的時候，必須要考慮怎么樣基于風險約束重構風險化解體系。小農可以通過經營韌性、家庭再分配和村社統籌，規模化了之后呢？況且現在的糧食生產體系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不能通過這場“爛場雨”重新認識農業的風險之患，恐怕大規模經營遲早要引發更大的次生風險。

“開著寶馬來，騎著自行車走”

農業風險不應由種植者獨自承擔

當前，我國糧食種植領域已經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傳統小農式的經營或多或少地都出現了新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農業生產已經高度分工，形成了由諸多專業群體構成的復雜經營體系。這次河南收麥中最關鍵不是農民，而是跨區作業的農機手、從事烘干的烘干廠、收糧食的糧食販子等等。實際上，全國主糧種植中分工體系的生成早已有之，而且部分環節均已高度職業化，他們都是農業的從業者，已經是整個生產體系不可或缺的環節。現在這些主體主要被納入“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范疇。生產環節分工和職業群體生成之后，他們都是在農業鏈條上分利的，生產剩余被一步步分走后，種植環節利潤就非常薄了。這也是為何當前“種地越來越不劃算”的原因之一，核心問題是種植環節利潤被擠壓。

這就導致了第二個變化，即從事種植的主體分化了。大致有三個形式：

第一個形態是還能維持傳統小農“小而散”但集約程度相當高的形式，但從事種植的都是老人，“老人農業”存在的原因是勞動力本身就是剩余的，可以借助“社會化服務”完成繁重活計，老人還能有口糧和收入，同時在村的老人還要做點其他兼業，這樣保證在種植利潤愈加有限的條件下還能夠經營得下去。而且關鍵是，這批老人還愿意務農。筆者調研中很多務農的老人講“七八十歲務農正當時”。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形態其實是當前農業經營中的最大多數。

第二個形態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適度規模經營，這些務農者或因各種原因不能外出打工，或者在家搞產業還能保持體面生活，所以愿意務農，但他們需要在自家承包地基礎上再擴大一點面積，或者接外出務工的親戚朋友的地種，或者在本鄉本土流轉一點，達到有限的規模后，這樣夫妻二人勞動，置備點小農機，再使用一些“社會化服務”，平時可以做點兼業，這樣就能夠獲得中等收入水平，還能夠留在村里。需要強調的是，筆者認為這個可以稱之為“中農”的群體才是最適合的經營主體。

第三個形態就是通過集中的、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所形成的農場式經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慮，喜歡引進大企業、大資本，搞規模化經營。而一些城市工商業資本也愿意下鄉謀利，因此很多地方現在還有這種超級大戶，也出現了“不在村”的農場主群體。

筆者在豫東某縣調研時有大戶講，當地氣候條件相對穩定，在本地經營小麥+玉米兩茬作物，利潤率能夠達到20~25%，“比自己做生意利潤率還高”，因此這個老板將全村千畝地流轉過來經營，因為“現在做什么生意都不如種地保險”，而且能夠“只投資不下地”。

需要看到的是，筆者調研的很多地方，更多出現的是大戶因為規模太大、風險太大而虧損的案例。有老板說“開著寶馬進入，騎著自行車出來”，因為這種毀約棄耕而跑路，把麻煩拋給地方政府的案例不勝枚舉。原因無他，規模大風險也大，一次風險就能讓所有投入打水漂。

理解了這些新變化后，大家就能理解，風險始終是農業經營繞不過去的坎。

問題是，當產業體系已經高度細分、種植主體分化的背景下，整個體系的風險應該如何分配？

目前來看，種植環節承擔了幾乎所有的自然風險。問題是，從事種植的最主要群體還是“老人農業”和“中農”，他們化解風險的方式仍是非常傳統的小農式化解辦法，如果風險應對不利，建基于種植環節之上的龐大的農業產業體系毛之焉附？

河南“爛場雨”之后，大家都比較關心是否會出現“賣糧難”的問題。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虎口奪下來的糧食已經有了出芽、發霉的問題。而流通體系對種植環節的擠壓占取也是行業事實，米廠、糧販子出于自身利益會聯手壓價。

鄂中的一位“中農”告訴筆者，“國家定的保護價，不及糧販子一句話”。國家糧食保護收購價需要達到相應的水份、純度才行，而小農戶只能把糧食賣給糧販子，糧販子一般扣完水分，給與農民的價格就遠低于保護價了。

實際上整個“社會化服務”體系在占取農業剩余的時候，并沒有相應地承擔風險，農業的風險之患還是種植戶，特別是小農戶在承擔。而諸多提供社會化服務的主體則相對旱澇保收，按作業面積計價，不承擔自然風險。因此一位由種植大戶轉行烘干廠的老板說，“干烘干廠就是投資大點，但不擔風險”。實際上，整個社會化服務體系所做的都是在避免承擔自然風險帶來的干擾，而將種植環節的風險轉嫁給農戶。

因此一些精明的下鄉資本就不愿做種植，而愿意做服務，特別是愿意搞一條龍式、訂單式的服務，壟斷除種植之外的全部環節。全托管模式就是這樣的邏輯。但生產托管之所以還不受農戶歡迎的原因之一就是，產業風險分攤不均。因此調研中才有種植戶吐槽“大托管就是大忽悠”。雖然社會化服務中的機械作業質量、肥料質量、植保飛防水平等都會影響產量，但服務主體顯然是不愿承認這種風險的，風險都轉嫁給了種植環節，服務環節則旱澇保收，且牢牢控制了種植環節。這樣就導致目前主糧生產的體系中，基本是以家庭經營+市場化服務形式出現的。

各地連夜搶收

“水利不搞好，種田就等于進賭場”

應對農業風險，政府可以做的有很多

天災免不了，風險少不了，我們能做的，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化解風險，減少風險帶來的損害。這一點上，除了從事農業的市場主體之外，政府可以、也應該發揮更好的作用。

一是地方農業發展中避免“親大戶、遠小農”。事實證明，小農家庭經營的韌性依然是化解風險的基礎要件，農業經營的風險之患提醒我們，規模并非越大越好，地方政府出于政績亮點，或出于治理便利而引入超級大戶，一旦遭遇風險就不免“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結果是政府補貼打了水漂、大戶虧了本、糧食安全還沒法保證，最后毀約棄耕，矛盾甩給地方。

二是做好小農戶為基礎的農業生產服務。事實上很多糧食主產區的種植者是小農家庭，雖然面積擴大到適當規模，但經營邏輯仍是家庭自耕，具有抵御風險的能力。但遇到天災，也不能讓種植者獨面風險，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做好生產服務的辦法扶持小農戶、中農。

如基礎設施上改善，特別是灌溉排澇的水利配套，鄂中一位種植戶就說，“水利不搞好。種田就等于進賭場”，國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支農資金，完善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應該不難；如很多地方擠占了農村曬場，農民收麥后無法晾曬只能賣濕稻，這個短板也不難補齊。

還有，政府可以做好產業服務，如鏈接社會化服務來搶種搶收，事實上這次“爛場雨”中有地方就做得不錯，積極外出尋找農機服務隊。

如農業保險上，保險公司不愿和分散的小農戶做生意，小農戶也無積極性投保，單家獨戶理賠太麻煩，筆者調研的一個縣，縣里農業部門就組織全縣分散經營的小農戶集體投了保，主要糧食作物政策性農業保險由各級財政承擔80%，農戶僅承擔20%。一旦遇到天災減產，經過政府組織而形成了規模，保險公司也好定損理賠。當地干部說，“為了糧食安全，這點錢值得投”。

可見，除了傳統的家庭再分配、村社互助之外，小農戶也可以和保險體系對接，只要政府做組織工作。

三是提高農業產業的治理能力。“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級地方政府和農業部門也都有治理農業的重任，問題是怎么才能實現“有效治理”，這就是農業治理能力的內涵。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要么對小農戶置之不理，要么就過度干預，治理手段主要靠做項目，離了項目就不會做工作。

如筆者在皖北某縣調研時，三夏大忙機械跟不上，地方政府的包保干部就跑到外縣去調機械。河南“爛場雨”中的搶種搶收工作里，很多都是不依靠項目資金的，農業部門只要聯系群眾，回應群眾的急難愁盼，對接好市場服務，這也是農業治理能力的體現。

四是推動構建一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產業體系。中央文件多次提到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有機銜接的可行路徑就是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契約關系。很多農業龍頭企業在訂單農業模式下，需要通過保底線來為農民解決后顧之憂，一些具備集成優勢的社會化服務主體，也應建立與種植戶的風險分攤機制，避免甩包袱，真正打造良性的農業產業秩序，只有保證種植環節的利益，才能讓農業產業體系真正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