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畢業生放棄高薪工作，去云南用一塊電子屏幕改變鄉村孩子命運

“誰住在故宮里面”

那是2021年一個尋常的春天傍晚。云南省紅河州的一所鄉村小學里，上完了一天的課，放學了，寄宿的孩子們一邊等著開飯，一邊圍在新來的老師身邊。

老師隨手拿起桌上一本書，這本書講的是世界景觀建筑。翻開前幾頁，出現了柬埔寨的著名景點吳哥窟，大家不知道這是哪兒，圍上來：“老師，你能給我們講講嗎？”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薛寒

老師開始講吳哥窟的故事。孩子們聽得入了迷，人越來越多，很快聚集了二三十人。后面的孩子看不見書上的圖片，老師就舉起來給他們看。

講完了，他們要求老師再講一個。再往后翻，就出現了故宮。孩子們甚至也不知道故宮，有人問了一個很可愛的問題：“老師，現在是誰住在里面？”

這個問題，對這位名叫薛寒的老師來說，是一種心靈的震動。她是一家公益組織的項目負責人，在北京長大，高中就讀于北京最好的人大附中，后考入北京大學，是那種簡歷閃著金光的女孩。大學畢業后，她在公關公司工作過兩年，卻始終無法從工作中感受到價值，很快辭職，成為一位國際志愿者，在柬埔寨工作了接近十年。2020年，她開始在云南紅河做公益。

孩子們的提問，帶來的震動是強烈而隱秘的。一方面，她眼前的鄉村已經建設得很好了，水電網都齊全，而且村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學校。但另一方面，村小的孩子，不知道的東西又很多：

他們不知道梅花鹿長什么樣子。

不知道荷蘭是世界上另一個國家。

他們沒有見過高鐵。

做數學題的時候，題目講一個人坐出租車，怎么算價錢，他們會先問，“什么是出租車？”

去到紅河的前幾個月，這種知識的鴻溝，是最讓薛寒難過的，“我們覺得他們應該知道的東西，他們其實還沒有機會知道。”

在這個傍晚之前，作為一位十年的公益人，薛寒對自己的工作該怎么做，有很清楚的規劃。她覺得他們應該主要做硬件，學校看起來挺好，但邊邊角角的東西還可以建設，比如，給孩子們籌款買冬衣、安玻璃、修床板、完善教師宿舍、把教室建設得更好……

和村里孩子們在一起?薛寒

她之前沒想過做支教，因為支教需要一套系統的課程，支教的志愿者來來往往，也很容易沒有持續性，之前有過新聞，說支教老師來來去去，反倒讓孩子們傷心，“我們會想，支教是不是主要滿足了支教老師的心情”。

但后來她發現，情況好像并不是這樣。這所村小的老師不多，能教的東西也有限。在整個紅河，情況也都相似，網上有句玩笑話是“你的語文是不是體育老師教的”，這確實是可能的——有時候，同一位老師除了教語文數學，還要教音樂、體育和美術。

所以有幾次，村小的老師們臨時有事，薛寒幫忙代過課。在課堂上，她發現，孩子們是真的缺少很多知識，當不同的老師來做分享的時候，他們愿意聽，有好奇心。而且她意識到，孩子們比他們想象得堅強，他們對新知的渴求，超過了一切。

因為這些，也因為那個講故宮故事的傍晚，薛寒感受到了一種呼喚。她決定在改善這些學校的硬件之外，做更多的事情。

“你什么也不圖的時候，是特別快樂的”

薛寒是以她明亮的大嗓門兒出現在電話那頭的，“嗨！”一下就把沉悶的氣氛點亮了。

她是那種現代都市生活中少見的人，聲音特別明亮，能量十分充沛，聊天中時不時哈哈大笑。談到紅河，她總會很順口地說，“我們村兒！”

?薛寒

十多年前，薛寒從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她本來循著傳統的“精英道路”，進入了一家國際公關公司，服務的是全世界五百強的企業，但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她意識到——有哪兒不太對勁兒。

這份工作有很棒的地方，同事很好，她自己也正逐漸成為一個專業人士。但她總是忍不住想，他們除了為客戶提供建議、解決問題，在商業上帶來價值之外，對更廣泛的普通人來說，這份工作有提供更多的幫助嗎？

她是那種充滿理想主義氣質的人，大部分人通過成就自我即能獲得意義感，但薛寒想要走得再遠一點。這也許和她的成長經歷和個性有關系。在人大附中，她參加過保護流浪動物的社團。到了北大，正值2008年北京奧運會，她報名成為志愿者，被分到鳥巢的媒體部，服務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服務結束的時候，記者們會來感謝她，送她小禮物。這是一種平等的、友好的關系。這段經歷對她影響很大，“那一個月時間，我特別高興，你就是去服務他人，幫他們解決問題，你什么也不圖的時候，是特別快樂的。”

此后的人生里，想要幫助到別人，對于薛寒來說是非常本能的呼喚。想明白了這一點，她很堅定地提了離職，辦完手續后，在同事的車里大哭，但她心里也很清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渾渾噩噩下去了。

薛寒休整了一段時間，剛好在那時，大學的朋友們決定去柬埔寨做國際志愿者，她也很感興趣，就加入了。薛寒拖著巨大的行李箱，此后在柬埔寨待了十年，在那里，她從零開始，一點一滴，建立了對“公益該怎么做”的認知。

“你能再教我一遍嗎？”

薛寒去到云南紅河，要從一個意外的電話說起。

2020年秋天，之前薛寒帶過的學生志愿者，突然給她打了一個電話，上來就問：“姐，咱機構還有錢嗎？”

這個學生正在自己的 Gap Year，報名到云南紅河的一所鄉村小學支教（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所）。天氣轉涼了，海拔又高，當地已經很冷了，他穿著羽絨服，“上課都凍得想哭”，更心疼班上的孩子，很多還穿著單衣。他想給全校404個孩子定制統一的保暖衣，需要七萬多塊錢，但他沒有募款渠道，就想到了當年帶著他們在村里建過小學的薛寒。

接到這個電話時，正好是薛寒和同事們的迷茫期。疫情開始了，他們原本的公益項目不能如期推進。他們走訪了很多省份的農村，但始終沒想得太清楚哪里需要他們去做些什么。直到這個電話，把薛寒他們拉到了紅河。

到了那里，他們發現，學校還是有很多需求。她通過北京一所學校的義賣，給紅河的村小募了一筆款，解決了孩子們冬衣的當務之急。再比如，教室的玻璃碎了，他們幫忙補一補，宿舍條件一般，他們想辦法完善。還包括幫著忙碌的老師代課。雖然是些小問題，他們能幫著解決，其實也不錯。一天一天的，就這樣留了下來。

2021年春夏，薛寒開始嘗試探索支教以及線上支教的可能性。

第一次嘗試，是在學校的一間小房間里，她用投影儀播放了一部國家地理的紀錄片。她最初的想法，不是想上課，只是覺得寄宿的孩子們晚上太無聊，想豐富一下他們的生活。但這次的效果超出了她的預料——孩子們特別愿意看，一個個小腦袋湊過來，哪怕是站著，擠在門口，他們也堅持看完了。這讓薛寒有了信心，覺得這種形式，孩子們是接受的。

第二次，她的嘗試更進一步——當時學校剛有了電子屏，他們就開始用專業的課件，線下給孩子們上課。雖然不是經過專業培訓的老師，但她發現，只要好好準備，做好了課件，孩子們也是愿意聽，而且會積極地互動，會記得那些知識。

再之后，到了暑假，孩子們回了家，薛寒也回到了北京，她開始嘗試線上支教。

最早，她線上支教的對象只是一個小女孩。這也是偶然開始的——這個小姑娘，當時正在村小讀五年級，和薛寒關系很好，時不時的，她會打微信視頻給薛寒聊天。她有一種童真和好奇，會扔出一長串問題：“這是你的房間嗎？能給我看看你后面是什么嗎？你家里人在嗎？你的窗戶外面是什么樣子？北京的路是什么樣的？”

兩個人聊了很多次天，薛寒提出來，“要不我給你講講故事吧”，后面變成，“要不我給你講講課吧”，小姑娘也很樂意。

她們就開始了微信視頻里的課堂，一周兩次，約好時間，女孩準備好紙筆，薛寒給她講故事，每次再學幾個英文單詞。她會很期待，每次都會守著時間打給薛寒。后來她提出來，能不能再叫上她的表妹和朋友？她們也想聽。這堂課就從兩個人，變成了四個人。

薛寒教她們學英文，是從身邊的東西教起。比如，今天女孩和媽媽去地里摘黃瓜了，薛寒就教她黃瓜的英文單詞，桃子的英文單詞。她學得很認真，有時候忘了讀法，會發語音給薛寒：“老師，你能再教我一遍嗎？”

這個過程里，真正影響到了一個具體的人，這給了薛寒信心。她正式開始了遠程支教的嘗試。聽眾從最初的兩三個人，變成了一個班級，16個孩子，更多的孩子。

和“僵尸好友”一拍即合

在線支教的初步嘗試中，薛寒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他們招募了志愿者，用騰訊會議的形式上課。每次上課前，她要挨個去通知，挨個記錄會議號。她排課的方式，也相對原始——就是手動填寫一張Excel表。整個流程的效率不高，課程也還有待開發，當時她正在思考，怎么讓這件事變得高效。

恰逢其時，2022年7月，她接到了另一個電話。

首先是在微信里，一個多年未聯系的朋友蹦了出來，問她：“薛寒，你是不是在云南做公益？”顛簸的山路上，電話打了過來，網絡斷斷續續的。這個電話，來自騰訊SSV（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數字支教實驗室的嚴霽玥，她想問一問，她們是不是能一起做些事情。

五年前，她們在微信上被共同好友介紹認識，但從未聊過天，笑稱彼此為“僵尸好友”、“躺在通訊錄里的人”。但現在，正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她們在為同一件事情工作——那就是數字支教。

?支教主題微電影《大人請回答》

當時，騰訊SSV的數字支教實驗室剛成立不久，正在探索如何把更好的課程輸送到鄉村。他們希望建造一個平臺，提供師資，幫助老師和孩子們建立起一種更加可持續的關系，保證更好的教學質量。這其中重要的實現路徑，就是和公益機構合作。

嚴霽玥和同事們廣泛調研過許多支教領域的公益機構，發現在信息化方面，的確有改善空間。有的機構用的是自己研發的會議軟件，很小。有的一會兒用企業微信，一會兒用個人微信，或者是別的會議軟件。這些如散沙一樣的點，缺乏一個聚合它們的產品。

而嚴霽玥所在的團隊想做好這件事。騰訊在成立SSV之后，有專注數字支教落地的團隊，有數字化技術與資源，還有多年沉淀下來的公益志愿文化，大家愿意用專業能力，為鄉村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務。

他們當時想的是，找一家公益機構聊一聊，它可能體量不大，層級不多，但是在一個地方扎得很深，基層最需要什么，對什么有痛感，他們最清楚。

這與薛寒對自己的定位完全契合——比起宏大的數據、組織、影響力，她更在意具體的人。多年來，他們一直保持組織的小體量。她開玩笑說，其實很怕被人問，“填一填你們的規模，你們計劃怎么擴大影響力”。在她看來，她能幫助到一個具體的人，一個村小，得到一些點點滴滴的、細微的反饋，這已經值得了，“非常開心”。

數字支教團隊同事和城市志愿者一起在學校工作?薛寒

不久后，薛寒從云南回到北京，到騰訊數字SSV支教實驗室親自走了一趟。她看到了產品的demo，也提出了自己的需求，比如更有效率地排課、更好地監督老師的課程內容以及更高效地收集學生反饋等等。

讓她感到驚喜的是，過往那些讓她頭疼的細碎問題，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被騰訊SSV數字支教一個又一個地解決了。

“至少他產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

現在在“企鵝支教”小程序上，已經能看到嚴霽玥和薛寒的工作成果。

支教平臺，最核心的是課程。他們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設計出適合鄉村孩子們的課程。

薛寒始終記得，她在村小上課時，孩子們看到數學題說“小明打出租車幾公里幾塊錢”，還沒到做題那一步，首先問的是，什么是出租車？這道數學題，首先就變成了一道孩子們理解和認識世界的題。出題和做題背后，關乎城鄉差異和教育公平。

所以她設計了一門課，找出了孩子們課本上的知識點，比如出現過的動物和節日，類似梅花鹿、端午節，解釋這些名詞，又發散開來，講到跟它們相關的文學作品、詩句和成語。通過這些配套他們的課本。她想幫他們了解世界，讓他們保持好奇心，彌合鄉村與世界的鴻溝。這些課程都已經在企鵝支教平臺上線，更多的鄉村學校和學生都可以免費使用。

騰訊SSV數字支教雙師課堂

西部的學生們，普遍沒有說普通話的環境，就像紅河的小學生，很多都是哈尼族，上了小學才開始學說普通話。因此，數字支教實驗室聯合北京師范大學，開發了一套針對孩子們的普通話課程。目前，普通話課程已經在1000所鄉村小學落地。

所有的非學科內容，包括美術、音樂、體育和心理健康，在線課程都有涉及。對于村小的學科教育之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補充。甚至，還邀請到了各行各業的大咖來為鄉村孩子們上課。音樂領域有郎朗的“三分鐘音樂故事”，科學領域有航天專家的課程，體育領域有姚基金打造的籃球專項課。

孩子們在成長，心理同樣需要關心，他們也有“幸福課”，課程會在這個階段，教孩子認識自我，制定目標，分清什么是“理想我”，什么是“現實我”，它們又是什么樣的關系。

另一個被提到很多次的課，是職業啟蒙課。孩子們遠在山村，接觸到的職業太少，在職業啟蒙課上，老師們會介紹各種各樣的職業，幫孩子們樹立人生目標，讓他們看到可能性。

騰訊SSV數字支教雙師課堂?薛寒

數字支教實驗室的另一位志愿者，曾經在廣東肇慶的一所小學上過職業啟蒙課。第一節課上，她問過班上一位姓盧的同學，長大后想干什么，當時他的回答是“去廣東打工”。但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她再問同一個問題，盧同學的回答變了，他想做演員。“我想，不管他長大后能否真的實現理想，至少他產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

騰訊的支教平臺，也在數字化方面給公益組織帶來了便利。比如小程序的智能約課、排課、督巡課功能，解放了公益組織的生產力，告別了過去的“手動擋”。再比如小程序的“雙師制度”，線上的老師負責提供優質的教學，線下的老師會保證更好的互動。另外一個功能是“小隊模式”，解決的是志愿者講師的流動性問題，老師們可以組隊上一堂課，一起討論、備課，如果有人臨時無法上課，那么他/她的隊友，可以及時頂上。

整個流程運轉下來，課程有了，志愿者有了（甚至有了一萬多人），上課的平臺也順暢了。

5月18號，采訪這天，嚴霽玥打開SaaS后臺，向我們展示了每天的課表。僅僅是在重慶一個地區，一天的課表就滿滿當當，下午的一個時間段，有70多節課在同時進行。

跟我們預想的不同，很多學校沒有把這些線上課安排在下午放學后，而是安排在黃金時間，比如，上午九點，或者下午兩點。足以見得，學校對于遠程課的內容和效果的認可。相將于傳統的線下支教，這種新的遠程支教方式，不僅讓落后地區也能夠享有更多優質的教育資源，也讓支教老師們的陪伴變得更可持續。不論他們在哪兒，依舊可以在云端陪伴村里孩子的成長。就在今年的兒童節當天，騰訊SSV專門推出了一條故事短片，講述的正是數字支教的故事。

“我還是擁有自己的一個村兒比較快樂”

每一個參與支教的老師，可能都會記得一些可愛的瞬間。

中國油畫院的張曉鵬老師，也是一名長期參與說線上支教的志愿者。有一天，她打開攝像頭嚇一跳——一把菜刀出現在了眼前，原來，鏡頭上撞上去一只蚊子，鏡頭花掉了，校長看到了，順手抄起菜刀，把蚊子刮了下來。鄉村的環境，就是這樣質樸和粗獷。

就是這樣的環境，但孩子們樂在其中。他們期待每周幾節的遠程課，一到三年級的孩子，會更活潑一些，視頻連接的瞬間，就會聽到他們的笑聲。而到了四五年級，孩子們略略懂事了，就會變得很害羞，也不好意思說話。

但他們有表達喜歡的方式——每一次，有新的屏幕到了學校，孩子們都會搶著搬，他們甚至會爭執起來，都要求把這塊屏幕裝在自己的教室。讓薛寒她們同樣意外的是，有一次，有個孩子偶然說出了一位支教老師的全名，實際上這位老師只為他們上過幾次課，但孩子們都記得。

做這樣一個平臺，大人們的想法很簡單，不是渴求給孩子們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不是俯視。教育或許是世界上最不功利的事情，她們想的是，為孩子擴寬一些人生的可能性。

在這個過程里，老師和學生彼此看見，是很動人的過程。嚴霽玥記得，之前他們下鄉回訪，就是在紅河，一個學生的爺爺帶著兩個鵝蛋，一大早趕到學校，請老師幫忙煮熟，悄悄塞進了志愿者的包里，志愿者離開后才發現。“你想想為了這兩個鵝蛋，（他們）協調了多少人”，這是他們的情意。

孩子帶老師去家里吃飯?薛寒

嚴霽玥還記得，上次她去紅河，有個孩子問她：“老師，我數學考了四分，能不能去當特種兵？”她很難給他一個答案，但會跟他說，你今年六年級畢業，不能輟學，堅持把初中讀完，你就有可能成為特種兵。初中學歷是一塊敲門磚。她承諾他，“我六月份還來，要看你上初中。”

很多時候，教育可能就是這樣，立足人的一生成長，像埋下一顆種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長成大樹。身處這樣的現實之中，大多數的孩子，或許也不會成為科學家，也很難有機會從事那些被認為更為體面的職業，可能在幾年后，他們依然會出門打工。但薛寒和嚴霽玥都認為，經過了這些課程之后，至少孩子們不是赤手空拳，至少老師們帶他們看過了一點點世界。

嚴霽玥給孩子們上課

某種程度上，對于薛寒自己，來到紅河，也是她職業生涯的某種轉折。

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出生長大的她從小習慣于任何人之間的距離感。但在紅河，這種距離感被打破了——村小的老師，天天喊她回家吃飯，孩子們自然地依賴她，因為她怕高，他們會叫她“怕高”老師。

在村子里，大家很自然地一起吃飯，一起玩耍，有家的感覺。這種自然讓她覺得，也許保持距離感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她變得更加開放，與這樣一個陌生的山村，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深深的連接。

數字支教也拓寬了他們工作的可能性，比如讓效率更高，讓更多人參與，讓形式更靈活，也讓孩子們更喜歡和歡迎。這些也都讓支教這件事本身更有生命力，更加可持續。這些源源不斷的反饋，也讓薛寒，讓她所在的小小團隊，更有信念感，覺得這件事兒他們能干，而且還有這么好的伙伴們在支持，他們并不孤獨。現在，她的課程已經遍布了紅河的13個學校，到這個學期結束，會擴展到20個學校。直到現在，她和同事們聚在一起還會聊，“如果當時沒有霽玥找到我們，沒有那個電話，可能我們沒有這么大的信心，把它在這么多的學校鋪開、落地。”

在采訪的最后，薛寒講起了兩件她印象很深的事情。

第一件是關于她2021年暑假教過的那個小女孩。她們剛認識時，小姑娘喜歡唱歌跳舞，對學習的熱情不大。但跟著薛寒學了一段時間英語，她的學習興趣變得更濃烈了。有一天，薛寒發現，小姑娘居然學著她的樣子，在黑板上教比自己小的孩子們英語。

現在，小女孩已經上了初中，也是偶然的一天，薛寒遇見了她現在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很輕描淡寫地說：“如果當時不是遇到了你們，我覺得她現在不會是這個樣子。”但這句話對薛寒分量很重，她想，放棄原本的職業、走上這條道路、這么多年她內心渴求和追尋的東西，也許不過就是這么一句話。“我會覺得，教育，確實是有可能通過你的陪伴，去改變一個人的。”

?支教主題微電影《大人請回答》

第二件事發生在前兩天。薛寒和她的搭檔，開著車，去離學校一個小時車程的快遞點取快遞，那是一家企業捐給孩子們的文具。是很大一箱東西，他們裝不進后備箱，只能當場拆掉。

那天風很大，風里還帶著土，兩個人灰頭土臉的。薛寒的搭檔嘆了一口氣，說：“哎，我是不是坑了你？你北大的同學，要是知道你現在在街邊拆快遞，他們會怎么想？”

薛寒哈哈笑了，說：“他們應該會很羨慕我吧？這多好呀。”

搭檔又說：“當時你要是沒離開公關公司，現在應該在CBD擁有了一間自己的辦公室了。”

薛寒又笑了，她說：“不不不，我還是在這里擁有自己的一個村兒比較快樂。”

作者 | 李肖 編輯 | 蘇靖 出品 | 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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