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明確了刑法相關規定的適用情形，進一步加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和對被害人的保護力度，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劃下了司法‘紅線’”
《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資料圖】
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司法機關從未缺席。
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了強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奸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猥褻兒童罪加重處罰情節，以及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等重要問題。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解釋》自6月1日起施行。
“《解釋》明確了刑法相關規定的適用情形，進一步加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和對被害人的保護力度，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劃下了司法‘紅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治理“隔空猥褻”
近年來，隨著數字時代的快速發展，在網絡上引誘未成年人并進行性侵的違法犯罪行為日益突出。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網絡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索要裸照、視頻，繼而在線下進行性侵害，甚至利用網絡散布性侵害的視頻、照片。
而針對隔空線上對未成年人實施淫穢行為予以定性，是《解釋》的一大亮點。
《解釋》第九條將隔空猥褻明確規定為“猥褻”實行行為，同時結合被害人年齡、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等因素，以猥褻兒童罪、強制猥褻罪定罪處罰。
就在《解釋》發布前的兩天（5月23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對強奸未成年人的罪犯倪篤群、王小山、孫保昌依法執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指出，在上述三案中，犯罪分子均是通過網絡聊天的手段，專門挑選小學或初中女生作為侵害對象。倪篤群通過QQ聊天等方式，假借戀愛之名，行殘害之實，不僅實施強奸，還反復“洗腦”進行精神控制，扭曲未成年人“三觀”；王小山、孫保昌先在線上實施“隔空猥褻”，再挑選被害人在線下實施強奸，使被害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殘。
事實上，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喬某某以裸聊方式猥褻兒童案、王某以招收童星欺騙猥褻兒童案等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駱某猥褻兒童（檢例第43號）指導性案例后，實踐中便已形成了以猥褻兒童罪打擊隔空猥褻犯罪的司法慣例，第九條是對這一實踐經驗的總結肯定。
同時，在加重情節方面，《解釋》第八條第三項中的“猥褻過程”應當包括線下接觸性猥褻和隔空非接觸性猥褻，傳播隔空猥褻犯罪過程的截圖、錄屏，或傳播脅迫、誘騙方式獲取的被害未成年人裸體視頻圖片，同時暴露被害未成年人身份的，屬于“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應以猥褻兒童罪的加重法定刑檔次處罰。
“《解釋》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不僅規定了脅迫類猥褻犯罪，還專門強調了引誘類猥褻犯罪，有利于各地司法機關統一執法尺度，有助于加大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從而更好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在網絡上遭受傷害。”佟麗華說。
保護留守兒童
作為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重要一環，農村地區的未成年人保護往往力量薄弱。
這樣的報道屢見于報端。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廣東湛江某村一名女孩疑被同村男子性侵，該女孩13歲，父親早年因盜竊罪入獄，剛剛刑滿釋放。而母親為了生活，被迫外出打工，孩子跟著奶奶一起生活。
正因為如此，這個女孩成了鄰居大爺的目標。這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借著給女孩零花錢的方式引誘女孩。家人翻看女孩手機的聊天記錄，證實女孩被性侵，報警后，通過警方調查，發現除了這個鄰居以外，還有另外3名同伙。
根據“女童保護”公益組織統計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1年，媒體公開報道性侵兒童案例2952件，受害兒童超過5500人，受性侵兒童一直呈低齡化趨勢，受害人年齡為中小學學齡段的案例占了大多數。
而此次《解釋》的另一亮點就是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嚴重殘疾或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人的奸淫幼女、強奸未成年女性犯罪明確規定為從重處罰情形，將奸淫精神發育遲滯被害人致使懷孕規定為奸淫幼女、強奸未成年女性犯罪的加重處罰情形。
“突出了對留守、困境女性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從以往案件經驗來看，這類群體一旦遭受性侵害后，在證據的收集、判斷、審查以及認定上都存在難度。”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把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放在更突出保護的位置，有助于預防和減少針對這類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案件的發生。”苑寧寧表示。
特殊職責人員如何定罪
佟麗華指出，普通民眾對強奸和猥褻的認知往往還是一個陌生壯漢在夜黑風高里撲倒受害人，但兒童性侵的施害者多為家庭成員、老師或者熟悉的人，受害人一般年齡較小，多是在沒有受到暴力和脅迫的情況下被侵害的。
而對于特殊職責人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門在10年前已經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其中規定了要嚴厲打擊特殊職責人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隨后我國相關立法政策日益強調特殊職責人員的相關法律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對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此次《解釋》也有了細致的規定，明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對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法定刑較重的強奸罪定罪處罰，以依法、準確、有力懲處犯罪。
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一庭庭長何莉解釋稱，對于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對未成年人的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實質是違背被害人意志的非自愿行為，對行為人不能認定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而應認定為強奸罪。
例如，父母威脅不給生活費甚至趕出家門、醫生威脅不給予恰當治療、老師威脅不予考試通過、教練威脅不給予上場比賽機會等，脅迫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就應該認定為違背被害人意志，構成強奸罪。《解釋》對這種情形作了明確規定，以避免輕縱犯罪、確保罪刑均衡。
佟麗華表示，《解釋》進一步強化了特殊職責人員的法律責任，明確規定了對特殊職責人員強奸未成年女性、奸淫幼女犯罪從重、加重處罰的具體情形；同時明確規定“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還包括“與未成年人具有共同生活關系且事實上負有照顧、保護等職責的人員”，這意味著將繼父母、與母親或父親非婚同居等共同生活的男/女友納入了“負有特殊職責人員”范圍。
“這樣規定不僅強調了特殊職責人員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特殊責任，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進一步明確擴大了有特殊職責人員的范圍，有利于預防和減少熟人犯罪的發生。”佟麗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