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學洞見

時人常說《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一看法當然有一定依據，但由于《水滸傳》作者施耐庵長期生活在元末明初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江南，《水滸傳》中108好漢出身、經歷和性格的各不相同，因此，質疑、挑戰綱常名教的言行不時可見。

人們都把宋江視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代表人物，在筆者看來，宋江內心世界復雜，暗含反骨。試看《水滸傳》第三十九回宋江乘著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寫下的一詞一詩，詞曰：

(資料圖)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詩曰：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的這一詞一詩都是發泄不滿并借以詠志之作。《西江月》詞：“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說的是自己從小就攻讀經史，大了后又精通權謀之術，你們當官的會的我宋江也都會，我宋江的本事一點也不比那些當官的差。“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但時運不濟，混了半天不過一個小吏，好比虎落平陽，忍氣吞聲。“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則是進一步地感嘆懷才不遇，老天待人不公。“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既然官府不給出路，老天又對我宋江不公，我宋江就自己找回公道，定要叫這潯陽江血雨腥風。從這首《西江月》來看，宋江一方面感嘆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另一方面宋江的潛意識內一直是有反心，至少一直是把梁山當作自己的退路。當宋江在官場已經窮途末路的時候，本能就想起，自己還有江湖這條路，在江湖這個世界里，吾是個大名鼎鼎的及時雨，真要把我惹火了，就上梁山了。

下一首七絕詩則更顯露宋江在酒醉之后，內心思想的暴露：“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我人雖然在吳地（江州），但心卻在山東（梁山）。“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要是哪天我宋江上了梁山，實現了我的凌云壯志，憑我的駕馭能力，黃巢又算得了什么呢？黃巢是唐末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從正統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反賊。這句也是仿寫黃巢的詩句“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題菊花》）。

俗話說，酒后吐真言。讀了宋江酒后的這一詞一詩，若說宋江沒有挑戰皇權的思想，誰能相信呢？李逵是主張宋江當皇帝的，宋江其實也是有過這個念頭的。宋江江州遇難，危在旦夕，眾兄弟下梁山，劫法場，破無為軍，殺黃文炳，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義。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說起“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的段子，還要一句一句地解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李逵是個直人，一聽這話，便跳起來叫好：“好哥哥，正應著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吃我割得快活。放著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了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里？”這話雖然立即被戴宗喝斷，不過宋江的心思，卻也被李逵有意無意地捅了出來。不過，宋江是個政治家，會算計各種政治力量之比，會韜光養晦、忍耐一時，這是他高出其他好漢的地方。但這并不等于他對皇帝真的是忠貞不二。作為押司，宋江得知晁蓋劫生辰綱風聲走漏，官府要捉拿他們的消息后，第一反應是第一時間通風報信，而且為了讓晁蓋他們有時間逃跑，宋江還向知縣建議晚上去捉，為晁蓋他們爭取了逃跑時間。身系朝廷司法人員，私放嫌犯，能說宋江忠于宋王朝嗎？

《水滸傳》中最具挑戰綱常名教精神的當屬李逵無疑。李逵是主張宋江當皇帝的。這話李逵公開說過多次，而且幾乎是一有機會就要說。比如，晁天王曾頭市中箭，一命嗚呼。宋江因為有天王遺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于是林沖等人只好請宋江“以大局為重”，權作首領，以免群龍無首。然而李逵卻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卻不好！”結果被宋江一聲斷喝：“這黑廝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陳太尉去水泊梁山招安，李逵顯身大罵朝廷“你家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偏他做得了皇帝，俺家哥哥也做得！俺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俺哥哥就做個大宋皇帝，俺就做個小宋皇帝”“俺鐵牛平生最喜歡的就是殺官造反的事。大哥若要造反，鐵牛便頭一個沖進那東京城內，把那鳥皇帝老兒捉來砍了頭下酒喝！然后大哥便做了皇帝，俺鐵牛好歹也能做個威武大將軍”等。施耐庵先生讓李逵說出這樣的話，真是“膽大妄為”了。

《水滸傳》一些人為什么反對接受皇帝招安？答案其實就是魯智深的一句話。書中是這樣寫的：

（宋江）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眾人的心？”魯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干凈。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

武松、魯智深已經看透封建制度下朝廷內部的昏暗根本無法徹底清除，所以不再寄希望于朝廷，他們比宋江看得更為透徹。所以，武松會大叫“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史，有三條發展線索：一是不斷強化綱常名教一派，從董仲舒到程朱理學；二是消極反對綱常名教，從魏晉玄學竹林時期中的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折衷名教與自然”）等，到承襲莊子思想的東晉鮑敬言、陶淵明（主張無君論）等；三是明清時期受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等社會環境變化影響、四大小說為代表的民間質疑和挑戰綱常名教的思潮。時下流行的有關教材、專著沒有很好地表現出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