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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歲985碩士失業送外賣:曾是媒體記者,過了35歲后無人問津 環球今頭條

    2023-04-03 13:34:06    來源:谷雨實驗室    

    前記者陳濤最落魄的時候,去做了外賣員。在做這個決定之前,他靠一百多塊,撐了一周。紙媒衰落的背景下,他的故事或許也沒那么特別,但卻鮮少有人如此坦誠地表達出來。他形容那是他精神極度糟糕的時期,他躺著,什么也干不了。他有點不好意思,但說出來又似乎有一種宣泄的快感:他是四川大學的哲學碩士,在《中國新聞周刊》《南方周末》工作過。最后,和很多記者選擇轉型一樣,他也離開了媒體行業,去做公關,做運營。如果故事到這里,或許也沒什么可說的,但他的轉型失敗了。最終,當他38歲,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送餐路上拍下的街邊外賣員?陳濤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以前,他住過80平的森林景房。現在,他失去了那種生活,窩在北京五環外一間十來平的屋子里,房租兩千塊。他認為,和農民工相比,他的條件當然好一些。但房東催他交租時,他也會崩潰。在又一個崩潰的日子里,他發了視頻“賣慘”——他這么形容自己,結果一下子火了。

    有人提出去他家采訪,他是有些猶豫的。他不知道要不要讓記者見識他的“慘狀”。但如果記者覺得不慘呢?那他會不會被說“裝慘”。由于困頓,由于敏感的天性,他總是陷入這樣的糾結中。

    他的“慘”有個人的原因。他承認自己抗壓能力不大好。做記者時遇到撤稿,他走不出來,導致下一篇稿的采訪工作都沒法做,他懵到說不出一句話,甚至讓對方提醒他發問。

    但也不全是個人原因。“轉型Media人”近期統計過一個數據,在智聯招聘網站,北上廣深成五個城市,有4826名50歲以上的老媒體人求職。他們是雜志社主任、汽車媒體記者、報社資深編輯,他們想應聘服務員、保險理賠員、家政保潔。

    美國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夾縫生存》中描述了一種特殊的貧困——中產階級貧困,那本書訪談了大學教授、律師、會計師、科技創業公司員工,其中也包括失意的媒體人。這些人中,有在脫衣舞俱樂部勸架的前戰地記者,申請過上百份工作無果的50歲前黑人記者,專門報道別人經濟困境,結果自己也遇到同樣問題的商業記者……他們已經付不起高額的房租、醫療、育兒支出。如果再遇到一些“壞事”,比如被裁、離婚,一下子就會墜入深淵。

    還有一位曾獲普利策獎提名的前社會記者約翰·庫普曼,他曾經報道過伊拉克戰爭,但現在被卷入了零工經濟,靠開優步謀生。當被問到還想不想回到新聞行業時,他說,“我不在乎還能不能當記者,唯一重要的事,是我有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賬單”。

    陳濤似乎也陷入到一個相似的職業夾縫中。意外走紅后,有好幾個前媒體人聯系陳濤。他們也在遭受著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困境。有一個財經記者羨慕他能“紅”,請他問問這幾天找上來的媒體,有沒有工作機會可以介紹。陳濤真想幫忙,但連他自己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火的頭兩天,他在直播間賺到兩千多塊的打賞。又過了一天,打賞縮水了90%。他曾經寫過一個落魄的前體育運動員在天橋賣藝的故事。和所有人一樣,他最后沒有關心那個運動員后來去哪了。

    誰還記得他?他說。

    以下是陳濤的自述:

    鮮花和蛋糕

    發視頻的那天,我剛剛從一個外賣小哥,變成無業游民。我打開微信錢包一看,里面只有一百多塊了。

    去年12月底,我的手里也只剩下一百多塊,硬是撐了一周,一天吃一頓,有時去超市買一把面,有時買幾個土豆。那時候正好趕上新冠感染高峰期,聽說到處缺外賣員,我就下了一個騎手軟件,一看真的沒人接單。我花了700塊租了一個電瓶車,就開始跑了。有一次,我一天跑了12個小時,賺了300多塊。我覺得還蠻好的。后來就不行了,今年3月,我連續四五個小時都接不到單。原來外賣也有淡季。

    ?陳濤

    那天我把租金退了,不想干了。700塊退完,再補上這三個月來的服務費,最后沒剩多少。同樣的路,去的時候我還騎著電瓶車,特別輕松,五分鐘就到了。回來的時候,我只能騎共享單車。我特別疲憊,花了半個鐘頭。風景也變慢了,那種落差太大了。路上我就在想,這和我這些年的境遇怎么那么像。

    我也有過吃喝不愁的時候,能打車就絕不走路。朋友想開發票找到我,我就從滴滴上開,加起來幾萬塊都有。那樣的日子,我常會懷念。

    我今年38歲,四川大學研究生畢業。在媒體干了六年,做公關一年,互聯網公司待了一年半。我還創業兩年,但沒做起來就退出了。之后的日子,我隨手接一些零碎的活。寫樂評,一篇200多塊。上網課,做課件400塊,講課300塊。在招聘網站上,我投過41次簡歷,和1972個HR溝通,但大多人已讀不回。

    3月26日,也就是我發視頻的那一天。我翻朋友圈,看到有人在招新媒體主編,那人是我做記者時加的好友,但我不好意思聯系他。我在招聘網站上搜那家公司,發現不止新媒體主編,編輯和實習生崗位也缺人。我先是看了一下主編的要求,媒體經驗我有,在互聯網公司也干過。但要命的是,在我的性格里,自大和自卑總能打架,這個時候自卑贏了。我想,萬一人家覺得我不行呢?想來想去,最后我投了實習生。和以前一樣,已讀不回。

    那天我把氣撒在了一個獵頭身上,他的知識面實在令人堪憂,四川大學沒聽過,連“南方周末”這幾個字都能念錯。我就在想,為什么這樣一個人能當獵頭,我卻找不到工作。讓人崩潰的事情全擠在同一天發生,房東催我繳房租,家人催我回成都安定下來。這天傍晚,我無法控制我的崩潰,就發了那條視頻,沒想到幾天內有12萬個贊。

    ?陳濤

    以前沒什么人找我聊天,現在數不清的人通過我的朋友、同事、校友、家人找到我。有一個記者經過了六個人才找到我,等他加上我時才發現,他的同事就是我哥們。除了采訪的,還有介紹工作的,傾訴的,鼓勵的,什么樣的都有。但我這兩天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沒人能幫我。

    直播連麥的時候,一個大姐給我提意見,說可以去修飛機。她不是開玩笑,看起來很真誠。我剛開始覺得很扯,后來隨手翻了翻資料,發現修飛機是個挺靠譜的工作。你想想首都機場每天飛機落下來了,是不是要檢修。這涉及到飛行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嚴謹的問題。它是一個技術性工種,還有編制,如果能安安穩穩修一輩子的飛機,也挺不錯的。那個大姐真沒開玩笑。但可惜我的專業不對口,也不可能花四年學習。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他們不了解我。

    以前我從沒認真想過,35歲之后就業會變得特別困難。火了以后,那些和我相似境遇的朋友,突然都來和我傾訴。失業是一個群體面對的共同問題,這其中有個人原因,但不全是。

    一個是前文化記者,失業兩年了,現在做家庭主婦,偶爾寫寫讀書筆記和歷史八卦,可能也沒幾個人聽。

    一個是前財經記者,畢業后換了七份工作,其中六份不超過一年,現在在一家小傳媒公司。這兩天她聯系我,問我最近是不是很多媒體來找,能不能也幫她遞個簡歷。

    一個是前互聯網產品經理,問了我不少關于送外賣的事。我以為他只是好奇了解一下。聊著聊著才發現,他也想送外賣。以前他還想過在北京擺地攤。

    這兩天還有一個前媒體人發來問候。我們是在采訪余秀華的時候認識的。他很有才華,上一次我們聊天是在2018年,那時候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公關。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命運太相似了。離開媒體后,我們聊過開店的事,他想開蛋糕店,后來沒開,做公關去了。我想開鮮花店,也沒開,也去做公關了。

    那兩家公司現在都不在了。我們轉型失敗,就像鮮花和蛋糕。這是一個絕妙的比喻,因為送外賣時,這兩樣都是高風險的物品,在運送的過程中很容易壞。

    我最害怕送蛋糕,因為我怕我一個人吃不完,你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吧?

    鮮花外送?陳濤

    轉型的日子

    你可能體會不到,人走紅了之后,會把自己反思進去。

    雖然不好意思說,但我以前是個文藝青年。我喜歡寫小說,離成為作家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那時我在讀本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去投郭敬明的《最小說》。編輯通過QQ郵箱聯系了我。我寫了8900字,印象里是讓我刪到6000字。我沒改出來,失去了這個機會。你問我為什么不拼命抓住它。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真的很愿意改,但就是改不出來。

    陳濤寫的詩?陳濤

    這次以后,我把寫小說暫時扔在一邊,迷上了后搖(注:一種音樂形式),成天戴著耳機沉浸在音樂的氛圍里,我寫了很多篇樂評,稿費還不錯,一篇大概500塊左右。同時期我也發表了不少書評、影評、采訪稿和翻譯稿。有了這些作品,進入媒體行業,似乎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2011年,我從四川大學畢業,在來北京的火車上,帶了一本李海鵬的《大地孤獨閃光》,那是他在《南方周末》寫的特稿作品合集。我們那一代媒體人,都被《南方周末》吸引過。

    最開始,我在北京的一家雜志社做見習記者。那是一本文摘居多的雜志,沒有多少原創內容。我想做采訪,半年后就跳槽去了《中國新聞周刊》,成了一名文化記者。我采訪過的“最大咖”是莫言。那是2012年,他拿了諾貝爾文學獎。20多個記者一大早堵在莫言住的縣城小區樓下,開門后一股腦全擠進去。

    媒體競爭就是這么殘酷。實話說,我挺自卑的。你要問我最滿意的稿子是哪篇,我一時都想不起來。在上一家媒體的評刊會上,輪到大家討論我的稿子,好幾個人都說寫得不錯,但最后一個發言的人提出了反對意見。說完后,他問我,你覺得呢?我懵了,一句話也說出不來。不同的評價很正常,我也能接受,但當時也許我被那個不好的評價“打擊”到了。

    陳濤直播畫面?陳濤

    你可以說我很脆弱,我承認。2015年,我沒扛住壓力,從《中國新聞周刊》離職了。那是紙媒向新媒體轉型的一年,也是老媒體人紛紛轉型的一年。我最后去做了公關。不止我一個,身邊很多媒體人都轉型去做公關。我還去過一家互聯網大廠面試,除了辦公室特別大,其他的想不起來了。后來,我進了一家很大的車企做公關。比之前在媒體賺的錢多了一倍,相當于你的生命密度更結實了,用同樣的時間換來了更多的錢。

    還有更多的痛苦。兩個領導之間斗爭,我不知道該把稿子給誰看。那時候我已經30歲了,連自己的工位都沒有,眼巴巴等著別人離職,終于等到一個“坑”,過幾天來新人,又沒“坑”了。你說我在公司地位低下,不全對,應該說是沒有地位。

    有一天,我在公關部領導的辦公室站了一下午,就為了等他糾結一個近義詞,確切地說是換一個字。他很耐心地循循教導,雖然看起來像是在教我語文,但更像是在教我做人。我本來可以反駁他,跟他battle,但我沒那么干。

    我帶著一肚子氣,又回到了媒體。你看視頻里,我給自己貼的標簽“《南方周末》資深記者”,就知道那份工作是我職業生涯的最高點。剛開始,我很努力,想著一定要寫最好的稿子留下來,可是很快那股勁就沒了,我敗在了試稿階段。

    五年過去,如今媒體環境有那么點不一樣了。現在有些記者來采訪我,被我拒了后,不會再多說什么。以前我做記者的時候,會再爭取一下,有的時候還會死磕。有一次,我去采訪前體操隊員張尚武。那時他在天橋賣藝乞討的事,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個落魄的運動員的故事,讓我聯想到李海鵬的名作《舉重冠軍之死》。我在他下榻的賓館樓下等了五個小時,終于等來了疲憊不堪的他。當時他婉拒了采訪,說太晚了,第二天要回老家。后來我和幾個記者一起送他去火車站,就那么爭著搶著聊了幾句。

    這么說著說著,我怎么覺得這個故事,又和我的命運神奇地聯系到一起了。

    夾縫生存

    和許多人一樣,我投資過P2P。也和許多人一樣,我失敗了。2018年是我最有錢的時候,但十萬塊就這么沒了。

    離開《南方周末》后,我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運營。那段時間我挺快樂的,領導說,我是專業的,不用看稿子,想寫什么寫什么。那家公司提供網絡互助服務,我負責運營公眾號。為了讓文章好看,我會用非虛構的寫法,采訪用戶,寫一些感人的故事。比如“生命結束前,再穿一次婚紗”之類的。

    不過一年后,網絡互助服務沒落了,許多平臺倒閉,我簽了離職同意書,落寞地走了。2019年年底,一個前媒體人找我,說要一起創業,開個小型公關公司。我倆見面剛談完,沒幾天,疫情就來了。我們接過50萬的大單,一起熬夜寫標書,但還是沒做起來。2022年,我就離開了。

    在這之后,我都靠打零工過活。有時接公關稿,有時給別人上網課。如果說以前我的職業生涯是高低起伏的。那么從那時候開始,就越來越撐不住,一落千丈了。

    雪夜送餐路上?陳濤

    送外賣三個月以來,我吃過一頓最好的。有天半夜,我遇到一個醉醺醺的中年大叔。他說打不到車,能不能讓我載他回家。路不遠,我答應了。他說我實誠,留了聯系方式,改天要請我吃飯。大叔沒騙我,真請我吃飯了。那是一家中等餐廳,大叔讓我想點什么點什么,我點了一大堆燒烤。我和大叔講了講這些年的遭遇,他沒說什么。我反而被他嚇了一跳,他是一個演員,但我從沒聽過他的名字。回去后,我去網上一搜,還真有這個人。我想,他雖然混得比我好吧,但似乎也過著不如意的日子。

    送外賣的時候,常有這種情況,這一單爬六樓送到老小區,下一單就去了富麗堂皇的別墅區。有的別墅區特別麻煩,保安會攔著電瓶車,你必須走進去。里面每棟之間隔大約百米,有時走五分鐘才能送到。這段時間對于外賣員來說,漫長又焦急。

    我發現別墅區里大部分的住戶都是年輕人,那種沖擊感太強了。我這一輩子也買不起這樣的房子,那時我想到了“階層固化”這個詞。

    送餐路上?陳濤

    我在四川大學念的是中國哲學。但我從來沒想過靠哲學吃飯。哪有什么崗位呀,你見過哲學普及讀物嗎?如果青城山道士算是一個職業的話,我的專業還算對口。我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嵇康的道家思想。

    有網友說,哲學是富二代學的。他們說的有道理。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是富二代,他家里開著奧匈帝國最大的鋼鐵廠。后來他自己把錢散盡了,去偏遠小學當老師,在修道院做園丁助手。落魄的作家就更多了,我喜歡的保羅·奧斯特和雷蒙德·卡佛,都挺慘的,不斷換工作,大多數都是體力活,常常家里揭不開鍋。想到這些,我心里平衡了一點。

    房東試圖說服我去做美團分揀員,一個月能賺5000塊左右。我不想去,每天計算送餐路線這種工作,會把人困在工具化的思維里。

    我送外賣等餐時,看了一本書,韓炳哲寫的《妥協社會》。他說福柯講的“規訓社會”已經過時了,現在應該叫“妥協社會”。面對這個讓你痛苦的社會,你只有不斷妥協。現在總有人給我提意見,讓我趕緊抓住這波流量。但我不知道該做什么。我火了之后,頭兩天晚上做了直播,加起來兩千多塊,一個月的房租錢賺到了。可是隔天后,再做直播,我只拿到196塊。我已經沒有流量了。

    前兩天,有媒體與我視頻連麥。我聊著聊著哭了起來。我說,我為什么那么努力,還是找不到工作。發出來的時候,被掐頭去尾,只放了這一段。他們很聰明,懂得搞流量。我能理解。

    那個和我一起采訪過余秀華的前記者,怕我頂不住輿論壓力,他提醒我,得向余秀華學習,她內心多強大。她可以很反叛,媒體愛怎么報道怎么報道。最后她似乎擺脫了“腦癱”、“村婦”的標簽,用才華接下了她的熱度。現在你去網上搜,她的前綴只有“詩人”兩個字。

    我以前也寫過詩。我喜歡作家木心,在《中國新聞周刊》寫的第一篇報道是關于他的。但那是他去世的新聞。他寫的“從前很慢”的日子再也找不到了。

    送外賣時,我喜歡夜里出門,跑上四五個小時。我喜歡拍照,拍煙囪,拍大褲衩、拍雪夜里的一條車輪印。其中有一張照片,在一條空曠的馬路上,陽光透過光禿的樹枝灑下影子,斑影勃勃,特別明亮。冬天過去,春天就要來了,那是復蘇的感覺。我說的“復蘇”有好幾層意思,你懂吧?

    撰文丨黃依琳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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