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印發了《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提出，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作秀式調研，為新形勢下扎實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提出了明確要求。“大興調查研究”新風撲面，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那么，為什么在當下要提出這一要求？社會上存在哪些問題需要去調查研究？做調研，又需要怎樣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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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這些問題，騰訊新聞專訪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歐陽靜教授。

核心要點：

① 現在重提大興調查研究，我認為的確是因為當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嚴重。那些只是為了完成項目的研究對政策的出臺，不僅沒有促進作用，可能反而帶偏政策的取向。

② 形式主義來源于“指揮棒”問題。上級檢查怎么來評價你？原本應該是要找群眾談心，是要了解具體效果的，但現在卻看你有沒有材料，有沒有制度。

③ 現在倡導大興調查研究，某種程度上是田野研究方法，也是定性研究方法。調查研究的核心不在于獲取多少數據和資料，而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④ 我很多學術靈感都來自民間，做學術，只是用學術的語言把民間智慧進行了轉換而已。

歐陽靜教授

問：調查研究是黨的傳家寶，歷史上，1961年曾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今天，又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發這個文件？或者說，為什么要大興調查研究？

歐陽靜：現在重提大興調查研究，我認為的確是因為當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嚴重。中央曾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但如今脫離實際的情況仍比較多。

我的研究領域是基層治理。基層執行的一些政策和考評往往容易脫離實際。比如，前段時間去一個鄉鎮，那里山上條件其實很難種菜、很難開荒。但國土部門的航拍拍到了規定要復耕的地方，結果沒有復耕。按航拍照片，農民得去種上菜，進行“整改”，但那菜很難成活。再比如說危房改造，空心村有老房子幾十年沒人住，但如果房子墻壁上有一條裂縫，按規定就要各種鑒定。類似這樣的問題，脫離農民實踐，容易導致浪費。

再援引我在《簡約治理》一文中的總結，一些地方人居環境整治：要求對農村房屋“穿衣戴帽”，即墻面刷成統一的顏色，蓋統一格式的屋頂；雞鴨必須圈養，雞舍必須用竹子圍成所規定的樣式；豬圈必須用火磚砌墻，蓋琉璃瓦頂，在指定區域搭建成統一的樣式……因為按規定所建的雞舍和豬圈不僅費用高，而且離家遠，不方便喂養和管理，導致很多留守老人不得不放棄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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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單是政府部門，學術圈、研究界等很多領域也存在形式主義。能夠沉下心真正做調查研究的學者其實并不多，有些人去調研，也就一兩天、兩三天。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調研特別多。問他們為什么要去調研，因為手上有項目，調研是為了完成項目。所以，現在做項目和做研究不是一回事了。那些只是為了完成項目的研究對政策的出臺，不僅沒有促進作用，可能反而帶偏政策的取向。

問：《方案》點出報喜不報憂、層層陪同、扎堆調研，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點水式調研等問題。那么，形式主義出現的原因和機理是怎樣的？

歐陽靜：形式主義的根源有很多方面，大家都知道形式主義不好，但為什么要去做？

第一個問題，形式主義來源于“指揮棒”問題。這個指揮棒或者標準，是導致形式主義重要的原因。上級檢查怎么來評價你？原本應該是要找群眾談心，是要了解具體效果的，但現在卻看你有沒有材料，有沒有制度。一些基層干部，把大量時間花在怎么做材料、遣詞造句上，有的為考核準備的材料一米多高，有的打印材料都可以拉成車。

高校考核跟基層政府的運行差不多。比如教學評估、一流學科建設評估，都有相關的考核指標，考核指標這個指揮棒告訴你，達到它的標準，就合格，超過標準就優秀，于是就會出現為了達到標準而出現的“包裝”等形式主義。拿高校本科教學成果獎為例，很多時候是為了去評這個獎而評這個獎，因為只要得了獎考核指標中就能加分。于是就會出現各種包裝、打造等與本科教學質量提升不相關的形式主義。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考核部門會設計這個標準？考核標準表面上特別簡單、評價客觀，避免了主觀，這其實也導致了官僚主義。上面的人來考核下面的人，不是通過實際工作，你做了什么事，更不是通過深入群眾，聽群眾的評價，而是通過一些看得見的簡單化、標準化和操作化的指標，就會出現群眾的口碑和實現的“成績”不相符的現象。而那些群眾不認可的“成績”大多也是形式主義。

問：除了形式主義問題，現在的調查研究還存在哪些問題？

歐陽靜：調查研究的核心不在于獲取多少數據和資料，而是具備問題意識，了解基層真實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我在高校講定性研究方法。現在倡導大興調查研究，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們這種田野研究方法，也是定性研究方法。但是，在學界和高校，田野調查研究方法是非常非主流的，很邊緣的。

現在主流的方法是定量，搞數據、模型。比如一些大學的課程設計中，方法課都叫計量統計、數據模型。一些學生把自己當做數據收集員，讀博士的時間主要就在找數據，然后通過模型軟件，做出論文。但學生說，做論文的模型軟件可以幫你需要什么結果就可搞出什么結果，實在對不上，就編數據。“數據”從哪里來？很多是從網上獲得，不是從實踐中獲得。但學生們堅信，如果沒有數據就搞不了“研究”，發不了論文。但找數據不是真正的調查研究。因為要去找數據其實代表你的命題已經成立了，甚至已經有結論了，只是想找個數據來證明和包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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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調查研究，前提要具備問題意識，能夠區別什么是真問題，什么是假問題。現在學生普遍缺少問題意識，下基層調查，就是去收集材料、搜集數據。真正的調查研究是發現問題，發現了問題，跟著這個問題走，去尋找原因和解決困惑，在解決困惑過程中，各種因果關系、各種關聯就出來了。

黨的歷史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等，都是調查研究的典范，都是解決真問題的。

問：您常年從事基層調研，有不少傳播力很廣的作品。可否分享做調研研究的方法論？

歐陽靜：做基層調查研究，要把自己當做一個“小白”，對基層毫無所知，去基層呆一個禮拜就發現好多問題、好多困惑。

我第一次去鄉鎮時，就有這樣的感覺：這鄉鎮怎么跟我書本上完讀的全不一樣啊？有困惑之后，接下來是怎么解決，方法如下。

第一，參與式觀察。我做博士論文調研時，在桔鎮待了一年，把自己當成基層干部。開始沒人搭理我，所以第一個月，我沒有任何目的，就讓基層干部群眾認識我，跟他們一起下鄉、開會、工作……啥都干，我帶著謙虛的心態，成為了一個實習生。同時，我把過程中產生的疑問，在晚上記下來。

第二，訪談。博士論文期間，我一一訪談了40多個干部，每個人至少一次訪談，這是正式訪談。還有非正式訪談，比如吃飯聊天時，去抓住機會問。冬天農村有烤火，我經常和他們一起烤火聊天。不知不覺地，鄉鎮干部不把你當成一個調查者，而是把你作為一個傾訴的對象，敞開了心扉。各種場合你都是非正式訪談的場景。調查研究不能走馬觀花似的，感覺一天跑了幾個地方，其實你沒辦法在一天之內深度了解一個問題。很多人調查一下去就召集一堆人座談。我的經驗是座談很難了解到真實的東西，因為那么多人很容易講那種普遍性的東西。我幾乎不做座談而是訪談，經常一天訪談兩個人，上午一個，下午一個。

以上兩個方法，簡單而又不簡單，簡單是指沒有什么技術門檻，不簡單則是需要你的虛心、交心和用心。

我調研的桔鎮，很多干部都是我的朋友，10多年來，我跟他們維持了很好的關系。我有疑惑的話，可以隨時問，可以隨時到他們那兒去，但我現在去那兒就不需要待那么長時間，因為我已經有經驗了。

問：“高手在民間”，基層治理領域調研中，是否從群眾、干部那里獲得過一些民間智慧？

歐陽靜：我很多學術靈感都來自民間，來自群眾和基層干部。我做的學術，只是用學術的語言把民間智慧進行了轉換而已。比如，我做政府治理研究和博士論文，提出“策略主義”的概念，這個概念完全出自基層干部給我的啟示。我與基層干部相處期間，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不犯法，擺平就行，搞定就行。”我就從學理上分析他們到底擺平啥、搞定啥。原來，基層政治運作的邏輯既不是按照韋伯科層制的程序主義運作，畢竟程序主義還怎么去擺平搞定？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簡約主義。我就把它轉成了“策略主義”：變通和非正式運作。并且能理解在復雜的基層社會，不能只講法治邏輯，它還是人情社會，需要變通，需要法理和情理融合，需要非正式運作。

我所在的以賀雪峰教授為核心的研究團隊，長期堅持田野調查，有大量優秀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所提出的對策也不都是我們提出的，都是總結基層干部的方法。

基層干部其實也愿意與我們聊天，覺得我們替他們發聲了，他們有參與感、價值感。事實上，團隊中很多調研報告形成了內參，獲得了高層重視，推動了基層治理。

還有人問我為什么熱心去做田野調查？因為你粘貼復制是沒辦法尋找到意義的，走入基層，走入民間就能發現巨大的意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