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蔣從小居住的邵東村莊

紅星新聞記者丨王劍強 發自湖南湘西

(資料圖片)

責編丨鄧旆光 編輯丨彭疆

用小蔣自己的話說，他的過往有些“多災多難”。

幼年喪父，母親改嫁，在祖父母養護下長到14歲，又在中學男廁所遭到15名學生霸凌；拳腳相加時，他用折疊刀刺傷3人；隨之而來的，是11個月的羈押，以及纏身3年半的訴訟。

對少年刺傷霸凌者的行為如何進行司法評價，辦案檢察院和法院曾持不同的意見。當一審法院以“正當防衛”判處小蔣無罪后，檢方提起了抗訴，認為需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今年11月，檢方承認了自身的“不當”，撤回抗訴。等待恢復無罪之身的這幾年，歷經司法機關的訊問、羈押、調查、庭審，少年小蔣的心里裝了猶疑、憤怒和迷茫，他的人生軌跡，逐漸有別于同齡人。

案發前，小蔣是湖南吉首二中初二學生；但到17歲時，他已然輟學，步入社會，換了四五份月薪2000至5000元不等的工作。

那場校園霸凌事件，已過去了1312天。

遺憾是有的。小蔣說，若未經歷這些，以他被捕前的成績，應能考上重點高中，如今或許正在準備高考；但人生不容假設，“有不甘心也沒辦法，就當是生活的磨練吧。”

在看守所“察言觀色”的少年

小蔣從容接過祖父蔣佑華遞來的煙，順手要了打火機點上，煙霧升騰，彌散在他未脫稚氣的臉前。

他是在看守所里學會吸煙的。2019年8月7日，在刺傷3名圍毆他的同學兩個多月后，小蔣被吉首市公安局以故意傷害罪刑事拘留，送往看守所羈押。

2019年8月，小蔣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拘

向紅星新聞記者回憶時，他不愿使用“看守所”這個名稱，而是用“那個地方”來指代。那時小蔣剛滿15歲，他說，他連“那個地方”的具體職能都不清楚，被戴上手銬進去時，一堆人從床鋪坐起來看他，一些人身上有文身，他“心里是懵的”。

起初，小蔣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羈押，他以為自己“待幾天就出去了”，年少的他尚不知道何謂“犯罪”，但他相信自己未做錯事情。被那些“資歷更深”的牢友嘲笑了幾個月后，小蔣不再說出那些“很快就出去”的話語。

起初，他每天想著看守所外的人和事，想著回去上學。離開學校太久，成績要落下的。漸漸也習慣了，出不出去“全看天意”了。

他看監舍電視機播放的電影來打發時日，每天兩到3部電影，每個星期循環播放一遍，一共10來部電影，看到相同內容的電影，就意味著一周又過去了。

他終日沉默寡言。“胡思亂想。也不知道在具體想什么，就是腦子很亂。”他和牢友討論自己的案子，有人說，這是正當防衛，也有人說是防衛過當。他找看守所里的法律書籍看，只從一冊被翻得陳舊的《刑法》第二十條找到如下字樣：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防衛過當”“故意傷害”，法律知識于他而言陌生且晦澀，他未能找到更具體的法律解析和可供參看的案例，來解答心中疑惑。

小蔣心想著，當15名同學在男廁所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時，他需要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自己。

轉學后被集體排擠的少年

小蔣是湖南邵東人，3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后，母親也改嫁他鄉。他是7旬老人蔣佑華唯一的孫子，也是這戶農村家庭的大部分希望。

在老家鎮上中學念完初一后，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環境，他轉學來到離家350公里外的湘西州吉首二中，仍舊從初一念起。

在校園里，其他學生聊天時都說湘西本地方言，只有小蔣操一口普通話。根據小蔣講述，以其時任班主任石英利的觀察，小蔣曾因“外地人”身份，遭到其他學生排擠、打壓。

剛轉學過來時，小蔣就曾被別班學生毆打過，原因僅是他趴在教學樓三樓圍欄往下看，正與一名本地學生眼神對上，對方認為他“很囂張，敢盯著老子看”，便招呼10幾個學生，將小蔣逼到學校男廁所。在男廁所，等待他的是10幾個人“鋪天蓋地的拳腳”。

挨打后，小蔣向班主任求助，但后續的處理結果，令他感覺求助師長收效甚微。打人的學生被校方通報批評，并賠償了一些錢，但小蔣認為，這樣的處理不痛不癢。石英利說，小蔣可能因此存在一些心理陰影，自此不信任老師，但也未與老師講過他對處理結果“心里不服”。

那樁將小蔣“送”進看守所的案子，發生在小蔣初二時，由一盒價值7元錢的“紅旗渠牌”香煙釀發。

一次春游時，小蔣與同班女同學交談了幾句，被同年級另一個班的學生胡某認為“招惹了他女朋友”。胡某要求小蔣買包煙賠禮道歉，否則就要打他；但價值7元的香煙，被胡某嫌棄“太差”，沒有收下。

2019年5月17日，吉首二中男廁所內，另一名與小蔣“性格不合”的學生孫某遇到胡某，兩人談起小蔣，都決定要打他一頓。在兩人“號召”下，很快，廁所里湊到15名學生，他們都“要打小蔣”。

案件資料顯示，其中多數學生與小蔣素不相識，其中有學生稱，“只是想打人”或“幫朋友撐場子”。

當孫某去教室要求小蔣“去廁所”時，曾經在男廁所挨過打的小蔣很清楚，去了廁所“肯定不會有什么好事”，他拒絕了，又被威脅“不去的話，到了學校外面喊社會上的人打你”。

他從課桌里拿出一把折疊刀（非管制刀具），藏在衣袖內，跟在孫某等人身后去了廁所。小蔣說，折疊刀并非他自己的，孫某等人事先宣揚“要打小蔣”后，很多同學來到小蔣課桌前詢問、關心，但他只是低著頭未曾答話；有人從背后將一把刀丟到他桌上。

小蔣說，他把刀收了起來，是因為清楚對方準備毆打他，“如果對方動手，我就拿出來嚇唬他們，讓他們別打我。”

“與法律糾纏”3年半的少年

被毆打的過程很短，只持續了約一分鐘。進入廁所前，小蔣還不知道，會有15個人在等他，他以為只有幾個人。

根據參與圍毆的學生的證詞，小蔣被人圍住后，先開口問了句：“你們誰先來打我？”10余人商量后，“派”出一名個子較高的陳某首先動手。小蔣被陳某勒住脖子摔在地上后，其余學生便一擁而上，對著他拳打腳踢。

“我整個人都是懵的。有人錘我的頭，有人用腳踩我的臉，我眼睛都睜不開了。”混亂中，小蔣拿出事先藏好的折疊刀亂舞，刺傷了兩人；眾人散開后，小蔣從地上爬起，挨著墻坐在地上，有一人從背后一掌扇來，小蔣用刀刺去。

時隔多年后，他還記得自己當時手指受了傷，身上沾滿廁所地板的污水；事發時，他不確定對方的傷勢，以為“頂多是劃傷了”。而根據后來的司法鑒定，3名被刺傷的學生，其中兩人為重傷二級，另一人系輕微傷。

此后，是少年小蔣“與法律糾纏不休”的3年半。首先是被立案調查、訊問、羈押，然后是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小蔣系“正當防衛”，判處他無罪。

吉首市人民法院認為，這是一樁以多欺少、以眾凌寡的校園暴力事件，是15人對1人的毆打，在被他人毆打、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小蔣被迫實施自衛反擊，其行為屬于正當防衛。

2020年7月7日，一審無罪判決作出的次日，被羈押了11個月的小蔣走出看守所。他還記得那是個大晴天，下午4時許，幾位家人在看守所外等他。“太陽照在我身上，恍如隔世。”

但他沒有興奮太久。一個禮拜后，吉首市檢察院向湘西州中院提出了抗訴，認為一審法院判錯了，要求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小蔣刑事責任。

在抗訴書中，吉首市檢察院稱，案發時，小蔣并非處于被動、被欺凌的孤立無助狀態，他可以向老師求助，也可以向家長反映，甚至可以坐在教室里，堅決不去男廁所；檢方認為，小蔣提前準備折疊刀，并“被動應約”前往男廁所斗毆。

2022年12月，小蔣代理人、北京富力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艷濤談起檢方的抗訴理由時直言：“這是典型的上帝視角。用極其嚴苛的標準，來要求一名曾數次遭受校園霸凌的未成年人，在面對欺辱時必須保持極其充分的理性和智慧。”

王艷濤認為，分析當時一名少年的心理，無論是向老師及家長求助，抑或“堅決不去男廁所”，或許都無法消弭他彼時的恐懼，“今天或能逃過一劫，那么明天呢？小蔣對自己人身遭受威脅的恐懼，是時刻存在的。”

檢方的抗訴，意味著一審法院的無罪判決無法生效。走出看守所的小蔣，一直背負著“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他的壓力很大。

離開學校的少年，何時對生活重拾信心

離春節尚有月余，小蔣正收拾行李，準備出門遠行。這名18歲少年將前往貴州，去姑母經營的超市幫工。他已經輟學一整年，成了一名四處奔波的“打工人”。

2022年11月，吉首市檢察院提出抗訴兩年多后，它的上級、湘西州檢察院認為“抗訴不當”，決定撤回抗訴。一審法院的無罪判決，開始發生法律效力。

2022年11月，當地檢察院撤回抗訴，小蔣恢復無罪之身

“有點不敢相信。這個案子幾年，突然就沒有了？”小蔣是從祖父的電話中得知這一消息的，那時他正在邵陽市，剛剛辭去最近一份物業公司的工作。“這是不是意味著，我不用再進去了？”

自從吉首市檢察院提出抗訴，小蔣一直擔心，自己會重新被關進“那個地方”。獲釋以后，他曾回到鎮上繼續學業，但是案件對他的影響一直在持續。

小蔣說，同學們聽說了他的事情，有些人當面來打聽，有些人背后議論；他逐漸感覺到，一些同學對他越來越冷淡。“成績好的學生，都不跟我玩；幾名成績差的學生愿意跟我玩，因為他們覺得無所謂。”

2020年12月25日，案件在湘西州中院二審開庭。那一天原本是上學的日子，但他只能向學校請假，坐火車來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

從湘西回來，他開始有了厭學情緒，“心思不在學習上了。辛辛苦苦把成績搞好，萬一又進去了呢？”他每晚失眠，白日困了便在課堂上睡覺，“聽得懂就聽，聽不懂就睡。”中考成績自然不理想，隨后他去了當地一所職校學會計，“不感興趣，也不想學。”

最終決定輟學，是因為“那所職校的風氣不好，很多學生拉幫結派”。在職校待了3個多月，小蔣又一次挨打了。

校方知情人士向紅星新聞記者說，去年12月，校內一名“常愛打架”的學生，誤將小蔣錯認成某個曾與其有過沖突的人，于是帶了10余人去到小蔣所在的宿舍。盡管小蔣反復解釋，但對方還是動了手。

這一次，小蔣沒有選擇還手，宿舍其他同學想幫忙，也被他大聲喝止“你們別動手”；他說，以前還過一次手，被關了將近一年，這一次，真的不敢還手了。

最終，包括醫藥費在內，打人者共賠付了3000元。小蔣徹底失望了，他離開了學校，換了四五份諸如餐廳服務員、酒店服務生、網吧管理員的工作，那時他還未滿18歲，做的也都是臨時工，每份工作都不長久，短則一個月，長則幾個月。

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月薪有5000元。“10幾歲的年紀，肯定不可能有高薪等著我。工作嘛，哪能談喜歡不喜歡，能賺點錢就不錯了。雖然目前只能從事一些基礎工作，但人總要吃點苦，這是生活必有的磨難。”

但他也覺得遺憾、不甘。“相同的年紀，別人還在學校念書。要是當年沒有發生那些事，我的成績肯定會一直很好，沒準我能考上重點高中，以后也能上大學。”

在12月14日向吉首市人民檢察院遞交的國家賠償申請書中，小蔣索賠近330萬元，其中提起了“喪失受教育權、人生軌跡改變以及青春損失等賠償金”100萬元，以及200萬元的精神撫慰金，但“再多的錢，也不可能讓我變回以前的樣子”。

2022年12月，小蔣祖父到吉首市檢察院遞交國家賠償申請書

12月14日，吉首市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錯案已經發生，這是既定的事實，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檢方將依法辦理國家賠償事宜。“也希望小蔣的親朋能多對他進行開導、引導。他以后的路還很長，不能沉溺過去，要對生活重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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