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農民院士”又帶來一個好消息
編輯：付玉梅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些年，只要提起“朱有勇”的名字，許多人就會想起“土豆”。
4年前，朱有勇把老鄉種出來的土豆帶到人民大會堂現場推廣。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他，因此收獲了“土豆院士”的稱號。
如果你曾在云南省瀾滄縣的農田里看見他，或許認不得這是一個“院士”。他時常頭頂草帽，卷了半邊褲腿，扛著鋤頭，脖子上還搭一條毛巾，吧嗒吧嗒地和農民聊天。
他和農民打成一片，手把手地教他們種土豆。豐收時，他還會樂呵呵地舉起兩個個大光滑的土豆在臉頰旁比劃，“這土豆好不好？”
所以，人們也稱他為“農民院士”。
在黨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這個“農民院士”又帶來一個好消息。他和團隊成功研發了水稻旱地種植新技術，實現了“水稻上山”。
他說，“水稻上山”很受農民的歡迎。今年，蒿枝壩村推廣了405畝，最高畝產788公斤，人均產量超過了1000公斤。
“成功解決了口糧生產的難題，飯碗牢牢地端在了我們自己的手中。”這句話分量也如有千公斤重。
“我們的活兒，就是要把天拉長、地拉寬。我不光研究土豆，農民需要什么，我們就研究什么！” 朱有勇說。
深山里的赤腳少年
云南省個舊市卡房鎮地處云貴高原南端，地勢高聳，屬于深山區。這是一個貧窮又偏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位于紅河邊，離市區23公里，距昆明則有320公里之遙。
1955年11月16日，朱有勇在這里出生。父母共生育6個兒子，只存活5人，其中第二個兒子在3歲時夭折。
朱有勇排行第四。父母取名“勇”，是冀望兒子有勇有謀，能靠自己的力氣生活，一輩子不再饑餓貧困。
年少的朱有勇未必能讀懂父母的苦心，但那份吃苦堅韌的品質，早早刻在了骨子里。
·朱有勇舊照。
家窮無鞋，他常年赤腳在山路上奔跑，腳底板磨礪得又厚又粗、灰黑生硬，格外耐硌，即使走在尖削的石子路上，也渾然不覺。
9歲那一年，母親給他買來了人生的第一雙鞋——一雙塑料涼鞋。他高興地抱著鞋子，繞村跑了一圈，再小心翼翼地穿上。習慣于自由的雙腳被軟軟的塑膠套住了，別別扭扭，極不舒服。
不穿鞋可以，但吃不飽不行啊。
那時，生產隊只是種玉米、水稻和馬鈴薯（云南人習慣稱為洋芋）。品種不多，產量也不高。水稻每畝只有一兩百公斤的收成，而馬鈴薯長得像鵪鶉蛋、羊糞球，畝產只有六七百公斤。
由于吃食少，朱家一天只吃兩頓飯，午飯就省去了。每天中午放學時，朱有勇的肚子就餓得咕咕叫。沒有辦法，他只能眼巴巴地望著天，盼著太陽快快落山，吃晚飯。
朱有勇10歲那一年，村里來了幾位農科所的技術員，手把手地教村里人插秧。
插秧，祖祖輩輩不是都這么插嗎？不管在保水田，還是雷響田，插上“梅花秧”——秧苗不規則，像花瓣一樣散開。
技術員說：“插梅花秧不高產，要改為雙行調栽。”
村里人半信半疑，只好照著樣子插秧。
到收獲時，產量果然翻了一番！全村人驚呆了。
朱有勇也瞪大了眼睛：科技如此神奇！
農民、科技、云南、糧食……彼時的這個少年沒想到，這些關鍵詞陪他走了大半生。
·青年時期的朱有勇。
“我不走了”
朱有勇的確“有勇”。
他在1987年獲得云南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專業碩士學位，1996年從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留學回國。隨后，他被任命為云南省植物病理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
他的當務之急，就是尋找合適的大塊試驗地。
他的“胃口”比較大，需要一次性征用成方連片的600畝甚至更多的土地，這涉及幾個村的數百戶人家。這個要求提出后，鄉里和村里的干部們滿面愁容。
他約了一場飯局，桌上擺著小酒杯，大家文文靜靜地客套著、淺飲著。鄉長是一個爽直剛硬的中年漢子。他手里拿過一只碗，滿滿地倒上白酒，而后看著朱有勇，試探著說：“你如果能喝下這碗酒，什么都好商量。”
眾人的眼光，齊刷刷地看著朱有勇。
他也直盯盯地看著眾人，爽快地端起這碗酒，一飲而盡。
原來，鄉長、村干部以為他是國外回來的洋博士，高高在上，與他們是兩路人，卻不想，他也是“泥腿子”出身，也是農民家的孩子。
·朱有勇（右）和農民在田里。
隨后，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就幫助朱有勇協調、租賃了1000畝土地。效果果然立竿見影！第一年，煩擾當地農民已久的稻瘟病消失了，試驗田產量增長30%。
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后，他的“勇”不僅用在科研上，也用在了扶貧路上。
·朱有勇。
2015年，中國工程院確定了瀾滄縣作為院士專家科技扶貧點，朱有勇首先請纓來到瀾滄扶貧。
那一年，他已經60歲，最初并不愿意來。“我們在學校里指導博士生，那是把論文寫在紙上，說實在的，這容易得多，”朱有勇說，一開始是很畏難，“扶貧是要真真實實把一個地方帶富、把產業落地”。
而在第一次進村考察后，他的眼淚就掉了下來。“是真的窮，”他跑到農戶家里去走訪，發現很多農戶全部家當只有幾袋苞谷、一些雞，以及一個四處漏風的籬笆房。
“我們是人民培養出來的科技工作者，卻沒有讓這里的老百姓享受到我們的科研成果，這是我們的虧欠。”第一次考察之后，朱有勇就下了決定，“我不走了”。
瀾滄當地主要是拉祜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大山里，以前靠栽種玉米、山谷為生，偶爾采摘菌類、野菜裹腹。拉祜族很多人不會說漢語，更難以相信會有一個院士來主動幫忙脫貧。
朱有勇已經很有經驗。他深知，要取得大家的信任，就要先把自己變成農民，還要變成拉祜族的農民。
而要扶貧，他還是個“新手”。他需要解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農民們應該種什么”。
他考察發現，瀾滄冬天雨水少、沒有霜凍，很適合馬鈴薯的生長。如果種“冬季馬鈴薯”，還能和其他地區形成差異化優勢。
但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云南過去并不是土豆的主產區，更鮮有人嘗試在冬天種植。一個新品種萬一失敗了，對于農民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收入打了水漂。果然，有的人表面上答應，結果第二天就去地里撒了油菜種。
朱有勇決定一步一步來。“扶貧是一步步來的，有人配合，也有不配合的，要反復做工作，”朱有勇說，“這比寫SCI論文可要難多了。”
他說服村民，先拿出10畝地中的2畝種植試試。不成想，這一嘗試，地里結出了全村當年最大的馬鈴薯，足足有2.5公斤，最終，一畝地的冬季馬鈴薯賣了5000多塊錢，而這幾乎是他們一年的收入，大家都高興壞了。
·朱有勇。
“他是我的偶像”
扶貧路上，朱有勇堅持授人以漁。
從2017年開始，他先后在瀾滄開設了冬季馬鈴薯、畜禽養殖、冬早蔬菜、林下三七、中藥材種植等多個技能培訓班，培訓學員超過1500人。鄉親們擁有了一個“院士老師”，日子一天天好起來。
·朱有勇（右）。
當“學生們”需要時，他也總能成為他們的依靠。
2020年4月7日中午12點55分，他脫下便裝整理了T恤、抖落了褲腳的泥土、帶上草帽，急匆匆地走進冬季馬鈴薯示范田。
這一天，他不是農民，也不是院士，是主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銷商無法像往年一樣來瀾滄進貨。農民需要增收、新鮮冬季馬鈴薯迫切需要新的銷售渠道。
得知農民們面臨的銷售困境后，他想到電商帶貨的方式，便從田里走了出來，站在鏡頭前。
·朱有勇在田里直播。
“你們看！我手中的冬季馬鈴薯，芽眼淺、皮光亮、個頭大……”他滿臉微笑，顯得親切樸實，但多少有點不自然。直到他俯下身做起挖土豆的動作時，大家才看到那個常見的他。
·朱有勇（左）。
這樣“賣力營業”的他，走進了很多人心里。
朱有勇曾擔任云南農業大學校長。云南農大中草藥專業2021級學生丁習功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自己當初報考這所學校的原因，就是因為朱有勇。
“他是我的偶像，我特別敬佩的一個人。作為一個院士，他扎根農村，經常跟著農民一起下地、生活。他有一句話我一直記著，叫‘把論文寫在大地上’，他還會把成果無私地分享給村民。”
因為成為“招生減章”，丁習功在今年火了一把，但他沒有讓自己“飄”起來，仍然專注于學習、科研。這也是他從偶像身上學到的事。
“成為像朱院士一樣厲害的人，我可能是遠遠達不到的。但我會盡力向這個目標靠近，做一些對大家有用的事情。”
這些話聽來讓人欣慰。這個“農民院士”不僅把種子播在廣袤的農間大地上，也播進了這些年輕人的心田。
資料來源：《農民院士》（李春雷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信息報、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中國青年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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