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年紀還能去做什么？”
這是吳心越在養老院里最常聽到的話。吳心越是東南大學的博士后，研究方向為老齡化與照料勞動。多年前，她的家人向爺爺提出去養老院看看的建議，遭到爺爺的強烈抗拒，爺爺表示“死都要死在家里”，而奶奶也認為護理員經常虐待老人，還有老人不堪虐待去小樹林自殺。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帶著對這些“都市傳說”的好奇，吳心越進入江蘇省南部一個縣級市“永安”（化名）做田野調查。作為全國率先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城市之一，永安在1982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比全國提前18年。截至2019年末，全市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33.45萬，占戶籍人口的31.34%。
在養老院，吳心越沒有看到“惡人”虐待老人的場景，而是一群老人在照顧另一群老人，甚至有些護理員本身就需要照顧。
更確切地說，是來自農村的中老年女性在照顧城市的老人。在吳心越做田野的養老院里，被照顧的老人絕大多數來自城市，而護理員幾乎都是女性，并且大多數來自農村，年齡集中在50到60歲。
從種地到工廠流水線再到養老院，這些女性護理員始終被困在勞動力市場的底層，面臨有限的工作選擇。“這種年紀還能去做什么”，透露的正是她們對從事護理員工作的無奈。
這不僅是永安的現狀，也是全國普遍的情況。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機構的養老照護成為一種剛需，與之伴隨的卻是專業護理人員的短缺。
國家衛健委、老齡辦和民政局的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49億，失能、半失能老人已經超過4063萬，而養老護理員只有32.2萬人。在巨大的用工短缺之下，老人照顧老人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然而，在承擔著高強度照顧勞動的同時，這群中老年女性護工卻面臨著長期的被忽視、社會污名和缺乏保障的晚年。為了維持生活，有一位68歲的阿姨，年老體弱，走路佝僂，依然做著這份大家眼里的“骯臟工作”。頤養天年的退休生活，對她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這群中老年女性究竟是如何成為養老護理員的？她們為什么不退休？為什么要做這份工作？她們如何照護老人？她們面臨著哪些困境？我們和吳心越聊了聊。
廣東東莞，女性護理員和她照顧的老人
以下內容來自吳心越的講述及研究論文：
2016年，我在永安的兩家養老院做田野調查。“上班”第一天，老人們看到我紛紛問道：這是不是新來的阿姨？
在養老院，無論是老人、家屬，還是護理員自己，彼此之間都用“阿姨”這一非常籠統的稱謂，一方面表明這一職業的專業性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養老護理員群體的性別和年齡結構：在我做田野的養老院里，護理員幾乎都是女性，年齡集中在50到60歲，最年輕的40多歲，最年長的68歲。
第一次看到68歲的鄒阿姨的時候，她身上綁著那種非常寬的護腰，腿上綁著護膝，行動也沒那么利索，看起來很需要休息，甚至需要別人照顧，所以我一開始還以為她就是住在養老院里面的一個老人。
后來我才知道，她已經做了6年的看護工作。但她沒有和機構正式簽勞動合同，她屬于家屬雇傭的一對一的看護，一開始在老人家里做，后來跟著照顧的老人進了養老院，跟老人住在同一個房間，24小時看護。
因為工作上可能會有一些危險，養老院其實不是特別想要65歲以上的護理員，但由于難以招到合適的人選，事實上不少將近70歲的女性也仍然留在養老院工作。養老院的院長總結，現在都是老人在養老人。
更確切地說，是農村的老人在照顧城市的老人。養老院里的護理員絕大多數來自農村，但養老院的照護通常是中產階級家庭才能負擔的選項。
重陽節，在養老院過生日的老人（受訪者供圖）
永安市各家養老院的收費從每個月2000到4000元不等，一二線城市的價位則普遍更高。我在幾個養老院中隨機訪問了53位老人，其中企業退休職工人數最多，占六成；國家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占三分之一，農村戶籍的老人則不到一成。
護理員沈阿姨曾對我說，養老院的老人都算幸福的，鄉下人活到哪里是哪里，癱在床上一段時間就死了。她自己的母親八十多歲，行動不便，一個人獨居在鄉下，但每月750元的失地補貼根本不夠支付永安市區任何一家養老院的費用。
這也是步入老年的護理員阿姨們繼續工作的原因。在養老院的時候，一開始我都會問她們你有沒有退休，她們基本上都會糾正我，說我們鄉下人沒有退休。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第一，農村老年人沒有退休金；第二，對她們來說不存在像城里人一樣到了50歲或者60歲要退休的概念，她們能做的話一定會繼續做下去，像很多報道里面講的那些高齡的農民工一樣，會做到做不動為止。
這個其實也不是說她們經濟上真的有到貧困或者說赤貧的地步，她們這樣背后的情感驅動其實是對未來的焦慮和不安全感。
一方面，很多農村的老人沒有養老金，有的有新農合，但一個月也就兩三百塊錢。還有的老人會有失地的補貼，或者把地轉給種田大戶來種的話，也會有一點收入。但收入加起來還是比較微薄，她們對自己的老年就會很沒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沒有護理員會指望小孩給自己養老。永安市五六十歲的這一輩農村女性大多也只有一個孩子，她們對自己小孩的付出是非常多的，包括幫小孩買房買車，幫他們帶孩子，但她們沒有期待我的小孩以后怎么樣來孝敬我。
這比較像閻云翔說的“下行式家庭主義”，父母對子女甚至孫輩的照顧都是理所當然，但逆向的反饋已經越來越薄弱。尤其在農村家庭中，有限的資源更應該投注于子輩、孫輩，那或許是整個家庭向上流動的唯一希望，而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賺不到銅鈿”的老人往往成為一家人的拖累與負擔。
像68歲的鄒阿姨，她早年喪偶，在廠里做工的兩個女兒也都收入微薄，因此只能通過繼續參加勞動維持經濟自足，有時甚至還要貼補外孫。即便年老體弱，且常常受到老人家屬的責備，鄒阿姨還是堅持做看護工作。
后來她照顧的老人去世了，她就回老家了，但是我聽養老院里面的其他護理員阿姨說，鄒阿姨回老家以后還是打電話來問能不能幫她介紹新的老人讓她去做看護。她只要能做的話，還是愿意繼續出來賺一份錢。
我第一次去鄒阿姨的房間聊天，一進門就聞到一股濃重的藥味，鄒阿姨解釋那是止痛藥膏的味道。因為每天要把照顧的老人從床上抱起來，她腰部受傷了。她綁腰帶，也是這個原因。
鄒阿姨來自農村，早年種過田，之后又在內衣廠從事服裝加工，直到年紀大了腿腳站不動才經人介紹到城里做護理員。她一直強調自己做這個工作，就是看在錢的份上，她過去吃了非常多苦，所以覺得照顧老人這種苦她怎么可能吃不了。她對我說，“我這種腳，痛到抽搐，我都還在做。我們老了，弄不到銅鈿啊。”
和鄒阿姨一樣，很多護理員阿姨會反復強調“這種年紀還能去做什么”，“我們這種年紀正尷尬”，對從事護理員工作有一種無奈的“甘愿”，甚至對照顧工作充滿抱怨。還有相當多的護理員覺得從事這份工作“沒有面子”，在親友面前難以啟齒。
吉林一家養老院，女性護工正在照料老人
的確，即便從照料行業的內部分化來看，老年照料也位于當前照料行業的底層，養老護理員和月嫂、育兒嫂在薪資待遇、社會地位上都存在明顯的層級分化。
首先很直觀的，她們的薪資待遇差非常多，月嫂的話月薪肯定要一萬以上，育兒嫂也要八千左右，而養老護理員的薪水只有她們的一半甚至更低。
另外從社會地位來講，社會對月嫂和育兒嫂職業化想象的程度越來越高，現在很多育兒嫂都有各種各樣的專業證照，但大家對養老護理這個行業還是有很多的偏見和歧視，對它的想象就是端屎端尿，伺候人，很臟。
既然如此，這些中老年女性為何會進入這一行業，從事這份工作呢？即使她們不能退休，但就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嗎？
我的田野調查發現，護理員阿姨的勞動生涯普遍呈現出從農業生產、工廠勞動再到服務業的轉變，但她們始終被困在勞動力市場的底層，從事高度性別化的工作，工作并未帶來專業技能的積累和自我的發展。
北京一家養老院，老人在樓里散步
基本上六十歲以上的護理員，一開始在農村都有種田或者養殖的經歷。20世紀80年代私營經濟開始發展的時候，她們會進一些小的工廠打工。永安是全國重要的紡織服裝集群基地，有著化纖、紡織、印染、服裝加工等完整的產業鏈，所以很多護理員都在紡織廠、印染廠之類的工廠打過工。
但在工廠，男性會被分派如機修、配料等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工作，而女性則大多從事可計量的簡單重復勞動，既無法得到職業技能的提升，也難以獲得自我發展的機會。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的效益普遍下滑，大量國營棉紡織廠面臨轉制或倒閉，第一批失業者便是在其中從事基層車間勞動的女工。護理員密阿姨就是在那個時候被以買斷工齡的形式解除合同，離開了國營棉紡織廠，后來輾轉多家大型超市擔任商品促銷員，最后來了養老院做護理員。
另一方面，工廠流水線基本上是重復的非常機械化的身體勞動，對于身體的損耗非常大。尤其是做夜班的時候非常苦，有的阿姨說凌晨三四點的時候，她整個人像“瘟雞”一樣，一點精神都沒有。基本上50歲左右，她們的身體就沒有辦法支撐這種高強度的工作了，她們就會離開工廠。
這時候，她們已經在社會底層的職業軌道上消磨了自己大半生的歲月，既沒有技能、知識或資歷的持續累積，又處于年齡、性別、階層的多重劣勢位置，只能繼續被困于勞動力市場的底層，面臨有限的工作選擇。
她們就會去做一些門檻比較低的服務業，比如飯店服務員、洗碗工、保潔員、食堂切配等，幾乎都是枯燥、繁重、骯臟的身體勞動。在這些部門中，老板幾乎不會幫員工繳納任何社會保險，而且也不太穩定，她們隨時可能面臨失業的危險。
所以她們聽到有熟人介紹養老院的工作，就覺得一方面照顧工作沒有一個很標準化的考量，有很大的彈性操作空間，工作節奏也相對靈活自主，完成任務以后還能在房間跟人聊聊天，看看電視；另一方面也比較穩定，養老院不會隨便把你開掉，所以相較之下，她們會選擇從事養老護理員這樣一個工作。
對這些護理員阿姨來說，相較于農田勞動巨大的體力消耗，以及工廠勞動中機械化的身體規訓和被強制分割的時間表，她們在照護老人的過程中主要面對的困難有三點。
首先她們提得最多的還是工作中的“骯臟”。
除了對老人一日三餐的照料，護理員最主要的日常勞動就是清潔，而處理老人的便溺則是其中最為費心費力的任務。尤其是很多重度失能的老人，終日躺在床上，大小便只能依賴成人紙尿褲。
很多老人難以適應下身包裹著紙尿褲、護墊這些異物，尤其在炎熱的夏天，常常下意識地去撕扯。也有的老人因為失禁而感到挫折、羞愧，總是試圖自行清理，反而容易把大小便沾染到整個床鋪。
護理員因此對照顧這些失能的老人充滿抱怨，有阿姨曾經對我說，“這種生活沒做頭的，搬搬他們倒是小事情，主要又臭又臟，一開始兩天我差點走掉，屙屎屙得啊，弄得手上都是。”
與此同時，每天重復著這些勞動的護理員難以獲得情感上的正面反饋，反而遭受著“骯臟工作”的社會污名，不太被看得起。
在這樣一個循環著負反饋的工作環境中，護理員們只能以抱怨和責怪的方式發泄自己的負面情感，很難自發地生產出悲憫、同情、關愛這些正面的情感，有的阿姨甚至毫不避諱地在老人面前形容這個工作“又臭又臟”、“最最低等”。
第二點就是女性護理員在照顧男老人的時候，需要克服性別上的尷尬。
除了洗澡換尿布以外，很多護理員都跟我講過，她們會在失能的男性老人的陰莖上綁一個塑料袋，那叫集尿袋。綁上之后，如果老人小便以后就不用把整塊尿不濕換掉，只需要換一下這個袋子，而且也能夠比較及時地發現和更換。
她們說一開始接觸這個工作，心理障礙非常大。有的護理員說，第一天來看到這個覺得丟死人了，在想第二天還要不要來繼續做這個工作。
不過大概一個月左右，她們就沒什么特別的感覺了。有的護理員會自我說服那不就跟動物一樣，動物也不穿褲子，想穿了其實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把老人的身體“去性化”，就像很多男性婦產科醫生面對女性的身體的時候，可能也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
失能老人住的護理間（受訪者供圖）
第三點就是對認知癥老人的照顧。
2017年7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跟著阿姨上夜班。大約晚上7點多，三位阿姨帶著我開始巡房，并且給那些可能撕扯尿布或半夜爬下床的“腦子不好”的老人系上約束帶，一層樓大約有十幾名。
第一位是80多歲的朱爺爺，護理員說他平時“人很慈善，不發脾氣”，但也曾多次在半夜爬下床，還踢翻了房間里的椅子。這一晚，護理員先給他的雙手套上約束手套，然后在手腕處系上軟布繩，將另一頭分別系在床兩側的護欄上。朱爺爺大約習慣了，并不反抗。
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像朱爺爺一樣順從。同一樓層的殷奶奶也是認知癥患者，并且由于重度失能長期臥床。護理員告訴我，殷奶奶常常下意識地撕扯尿布和衣褲，因此只能給她戴上約束套。
但殷奶奶會在有些時段無休止地敲擊床沿的護欄，以至于手套的表層都已經磨損。她不斷要求護理員幫她把手腕上的約束帶解開，護理員不在時就會喊我：“妹妹，幫我把手解開，不要緊的”，“妹妹，我要回去看兩個小孩，兩個孩子都睡著呢”……
殷奶奶的哀求讓我陷入深深的為難，我能想象這種失能且被約束的狀態有多么的痛苦和無助。但另一方面，我也理解在養老院的情境下，除了約束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方法。
整日對著床頭柜的老人（受訪者供圖）
我的為難也是大多數護理員曾感受過的困境。
由于認知癥老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行為問題，他們往往比其他老人更為脆弱。有的老人曾半夜翻出護欄跌倒在地，有些老人會無意識地拔掉鼻飼管，還有的常常到處游蕩，即便在看管嚴格的環境下仍然有走失的可能。
為了規避這一系列風險，同時也為了保證護理員的工作效率，約束便成為當前養老機構中普遍采用的手段。
而對于護理員來說，一個護理員要同時照料五六個甚至十幾個老人，只要有一個摔傷或弄臟床鋪，她們就得大費周章甚至一夜無眠，一旦失智的老人跌倒或自我傷害，護理員更是面臨被罰款、辭退的風險，她們也只能克服自己本能的同情。
每當我在學術研討會上投影出失智老人被繩子綁縛在椅子上、床上的照片，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同情與憐憫，并對養老院的做法感到憤慨。
但如果深入養老院的環境，就會發現在令人疲累、身心耗竭的照顧勞動中，護理員面對的復雜與脆弱。她們在給予他人照顧的同時，自己卻面臨著勞動剝削、社會污名與缺乏保障的晚年。
凝視窗外的老人（受訪者供圖）
在日常工作環境中面對著老人們的衰弱、失能、孤獨，更是大大增加了她們對于自己晚年生涯的恐懼。我在養老院里面問過護理員，她們對于自己老了以后有什么想法，大部分人都沒有一個清晰的規劃，但她們非常害怕老了以后變成養老院里面的這種老人，尤其是那種重度失能、長期臥床的老人。
她們正在照顧的老人仿佛成了未來自我的鏡像。有護理員阿姨說，“最好不要睡翻在床上，一下子死掉了拉倒。一腳去了，自己也爽氣，小孩也省力。”還有阿姨甚至說老了以后準備三尺繩，“上吊死掉總歸來事的。”
無論是被照顧者還是護理員，他們都是被社會遺忘了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拋棄了的老人，雖然社會一直在強調對老年人和養老的重視，但它可能只停留在一個價值呼吁的層面。我們是不是真的關心這個事情，或者說我們對于這個事情關心到了什么地步？
我覺得每一個養老機構可以從完善自己的小環境開始。比如主管是不是可以用一種專業、平等的態度對待護理員們，從日常對話的態度，工作培訓，薪資福利待遇到日常管理。讓護理員能從工作中獲得職業的成就感和尊重感，這其實也能轉化到她們的日常服務中。
從社會層面來說，一個方面是推進養老護理員的職業化建設，提高這個工作的專業內涵和社會形象。這也是政府目前一直在做的，通過建立職業技能標準，舉辦職業技能大賽，提高護理員的崗位津貼和獎勵等。
另外一方面是，護理員（尤其是外來務工護理員）也需要社會組織提供支持和后援，去聽取她們的需求并提供相應的服務。比如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和深圳綠色薔薇社工服務中心都對家政女工的生存現狀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并且為大家舉辦各種社群活動。
永安養老院里，孤獨的老年女性（受訪者供圖）
在養老院的日子里，我也第一次直面人的衰老、失能、死亡，并且去感受他人的孤獨、欲望和苦悶。我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克服”對衰老的恐懼，反而總是在照顧現場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苦衷，各自的無奈，卻又常常加深彼此的脆弱。
我爺爺在幾年前已經去世，奶奶今年也已經90歲，目前獨居在家，還可以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奶奶抗拒請保姆，并且說只有到了自己失能、臥床的階段，才會考慮養老院。
我和先生都是獨生子女家庭，并且和父母都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將來一定會面對很大的養老壓力。雖然父母曾說過，以后和朋友抱團養老，但目前既沒有討論，也沒有清晰的規劃，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畢竟父母剛滿60歲，還年輕，大家都還沒有感受到這個問題的迫切性。
希望在這幾十年里，社會的照護體系能夠更加完善，不要讓每一個小家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撰文 |聶麗平
編輯 |周小琪
排版 | 何城
監制 | 傳舉
「解法」致力于報道社會問題的創新解決方案，創變者的觀念、方法與行動。
由騰訊新聞和騰訊SSV聯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