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速覽：
1現行法律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線下社會，主要依靠被害人自己努力，包括證據收集和訴訟。對個人來講，很難通過現有的法律途徑有效地保護自己。 2網暴治理問題不僅僅出在立法層面，立法如果只是做一些宣示性的規定，也沒有多大意義，關鍵在于法律層面救濟機制如何做適應性的調整，同時如何將相應機制予以貫徹落實。比如網暴案件難在舉證，在證據收集和訴訟推進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持框架或機制。不解決這些問題，即使出臺專門的反網絡暴力法，對于解決問題意義不大。 3不贊同單純通過刑法來打擊網絡暴力或者過于倚重刑法。在過去幾年里，刑法對網絡暴力的介入程度不夠，但是過度介入也會引發其他的問題。因此，對網絡暴力者需要進行分類。比如說這次《指導意見》，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比較危險的是“推波助瀾者”這一概念，因為它不像惡意發起者、組織者、屢教不改者那樣指向較為明確，而是很容易被過度擴張地理解 。一旦對“推波助瀾者”做過度擴張理解，就可能導致相關機關選擇性執法的問題，而且這還會引發社會治理中的另一個問題——將大批普通公民納入刑罰體系，會使他們有犯罪記錄，不僅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而且還會影響子孫后代。 4“加強網絡暴力治理”和“可能導致言論自由受限”是兩個維度的問題。目前言論空間受限主要源于公權力的限制，是國家在消極義務的履行上出了問題，即公權力過度干預其不該干預的領域，我們應該要求國家履行它的消極義務。但網絡暴力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力量壓制個體，面對這樣的壓制，個體處于無力的地位，對此國家應該承擔并履行其積極保護義務。應該避免一種泛泛地認為加強網絡暴力治理就會削弱言論自由的觀點。我們顯然不能因為國家在消極義務的承擔上有問題，就認為積極義務方面國家也不用承擔。這會導致對個體權益保障的雙重打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三部門起草了《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可能與近期多起公共事件中，當事人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網絡暴力有關。如果遭遇網暴，法律會給到哪些保護？一部專門的反網絡暴力法，能解決問題嗎？本期《一起來學法》X 知識圓桌，邀請到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勞東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于閩梅、廣州商學院法律心理研究院副院長張蔚、騰訊較真主筆丁陽一起探討。本篇為直播文字沉淀下篇，上中篇詳見：如果法律無法保護網暴受害者，那就不能簡單反對以暴制暴
網暴女性，為啥黃謠特別多？蕩婦羞辱對女性是毀滅性的打擊
(資料圖)
丁陽：如果一個人被網暴了，法律會給到哪些保護，這些保護足夠嗎？
勞東燕：現行法律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線下社會，主要依靠被害人自己努力，包括證據收集和訴訟。對個人來講，很難通過現有的法律途徑有效地保護自己。
目前，我們在法律層面上有一些救濟途徑，比如民法層面可以提起侵權訴訟，但民事侵權訴訟要求主張方提供證據來對網暴的事實進行證明。刑法方面主要依靠侮辱罪和誹謗罪，但除非涉及社會公共秩序或國家利益，否則這兩個罪名都屬于自訴犯罪。自訴犯罪也要求被害人自己確定對方的身份信息，并提供對方對你實施侮辱或誹謗行為的證據。在傳統的線下社會，這種設置有其道理，因為你通常知道誰侮辱或誹謗了你，證據收集和身份確認相對容易。此外，在熟人之間，你有決定是否提起自訴的權力，這也意味著你可以選擇寬恕，放棄法律責任的追究。
然而，在網絡社會中，現有法律設置與網絡暴力的侵害機制是錯位的。網絡暴力通常來自匿名的多數人，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確定具體的身份信息很困難。根據現有規定，你需要先起訴平臺，讓他們告訴你對方是誰，然后你需要對所有相關的證據材料進行公證，因為網絡上的信息可能被刪除或無法找到，單純的網絡截圖在法庭上不一定能被采納作為證據。總之，目前的救濟途徑主要采取的是私人機制，也就是私人通過訴求法律來保護自己，而這與當前的網暴生態完全不相適應。
除了刑法中的侮辱罪和誹謗罪，網暴中的人肉行為可能還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構成該罪要求達到情節嚴重或者情節特別嚴重的程度。比如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之一是“造成被害人死亡、重傷、精神失常或者被綁架等嚴重后果的”，但如果已經引發了這種后果，這時候談法律的保護對當事人還有多少意義呢？
丁陽：一部專門的防范網絡暴力法，能解決問題嗎？
勞東燕：我認為問題不僅僅出在立法層面，立法如果只是做一些宣示性的規定，也沒有多大意義，關鍵在于法律層面救濟機制如何做適應性的調整，同時如何將相應機制予以貫徹落實。目前侮辱罪和誹謗罪原則上是自訴，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走公訴路徑。這樣的救濟機制其實對應的是線下社會中出現的侵害行為。網絡社會中，可能需要以公訴為原則，以自訴為例外。另外，網暴案件難在舉證，在證據收集和訴訟推進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持框架或機制。不解決這些問題，即使出臺專門的反網絡暴力法，對于解決問題意義不大。
丁陽：那您覺得還需要哪些東西呢？對于網絡暴力來講，哪些是比較比較重點的，需要整個法治環境去推進的。
勞東燕：就整體而言，目前問題可能涉及兩個方面。首先是立法方面，最近兩高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突出了兩個重點。其一是關于取證方面的規定，在現有框架下，如果是自訴案件，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可以要求公安機關協助被害人進行取證。這份意見進一步加強了這一點，要求公安機關如若不愿或無法提供協助，必須提供書面意見。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份意見把原本公安機關協助取證的規定給部分落實了。
其二是關于侮辱罪和誹謗罪，我們剛才提到涉及公訴程序的情況，必須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網絡暴力一般不會侵害國家利益，如果有國家利益的牽涉其中，啟動公訴程序一般也不會遇到障礙。這份意見主要對涉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進行明確界定，做了擴張化的理解，例如導致被害人自殺或精神失常，隨意以普通公眾為侵害對象，侮辱、誹謗多人等，如果影響惡劣，都被歸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
總體來說，這是兩高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所試圖做出的努力。然而，不難以現，即便經過這樣的擴張解釋，涉及范圍仍然相對較窄。比如，這其中仍有一種情形難以得到規制，即針對特定人的情況，但未造成自殺或精神失常等后果，或者沒有產生惡劣社會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是無法走公訴程序的。可見，盡管司法解釋在某種程度上做了擴張性的解讀，但在現有立法框架下能做的努力仍然相當有限。
丁陽：勞老師剛才提到“可能需要將公訴作為原則，將自訴作為例外”，但現在網暴太普遍了，有這么多的司法資源來支持嗎？
勞東燕：你提到的資源分配確實是一個問題，司法資源有限，如果在網絡暴力案件中投入更多，可能會導致其他領域司法資源投入的減少。然而，通過法律解決這個問題，可以產生一種一般化或規范化的效果。如果一個案件得到妥善處理，讓人們相信類似案件也必定會以相似方式得到處理，這會讓其他人知道在相應情形中應當如何規范自己的言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你采取堅決打擊的方式處理一批案件，不會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有更多人繼續進行網絡暴力。大家都有正常的職業和生活，會看到前車之鑒，自然而然地會自我約束言行。因此，也許實際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想象得那么多。
丁陽：這會不會導致大家在網絡發言的時候會變得過于謹慎？
勞東燕：你提到的問題確實存在，我也不贊同單純通過刑法來打擊網絡暴力或者過于倚重刑法。在過去幾年里，刑法對網絡暴力的介入程度不夠，但是過度介入也會引發其他的問題。因此，對網絡暴力者需要進行分類。比如說這次《指導意見》，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我認為比較危險的是“推波助瀾者”這一概念，因為它不像惡意發起者、組織者、屢教不改者那樣指向較為明確，而是很容易被過度擴張地理解 。一旦對“推波助瀾者”做過度擴張理解，就可能導致相關機關選擇性執法的問題，而且這還會引發社會治理中的另一個問題——將大批普通公民納入刑罰體系，會使他們有犯罪記錄，不僅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而且還會影響子孫后代。因此，目前通過刑法或法律對網絡暴力進行治理時，需要準確嚴格地限定行為人的類型，不是僅僅發表一些冷言冷語就構成犯罪，我也不贊同刑法過度界入對網絡暴力的治理。
張蔚：我想補充一點，勞老師剛才提到“推波助瀾者”的概念很模糊。犯罪心理學有一種研究方法叫做“最小間距分析”，它通常被用來研究一個群體里的組織模式和結構，以及組織中的個體效能。如果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網絡暴力的犯罪團伙，那么個人效能最高的應該就是推波助瀾的人，但同時他也是最小間距最模糊的人。也就是說，因為太廣泛了，有很大的潛在性，所以他發出的溝通指令和溝通方向非常模糊。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在治理網暴時需要重點去關注的。
于閩梅：我還是要強調公民言論自由的界限。在公民表達和治理網暴中間有一個張力。這個張力的控制實際上是很難的。
網絡空間是一個修辭化的空間，通過各種修辭手法可以表達惡意。例如，推波助瀾者可以通過點贊、對暴力言論的回應等方式進行推波助瀾。在追究責任時，他們可能使用一些引語和暗語，使得受害者知道其含義，但在追究責任時卻可能否認或解釋成自己不明白的奇怪言論。現在的修辭法，包括隱喻、暗喻和字母縮寫等，使得很難指責他們的惡意表達，即使他們的言論可能導致受害者實際受到傷害或采取傷害自己的行為。
另一個問題是言論自由的尺度。例如，那位自殺的母親和染粉紅色頭發的女研究生，并沒有一個團伙在背后操縱，但是他們受到了許多網民的推波助瀾。目前的技術手段可能不足以應對這種情況。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利用科技發展的成果，將一些可用的技術應用于網絡暴力的防控。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對于暴力的配置升級了，對于暴力的檢測也應相應升級。
例如，對于那些發表陪酒女言論的IP地址，我認為技術上是可以追蹤的。另外，像GPT這樣的大語言模型也可以通過語言檢索來找出真正的暴力言論配置。因此，我對此持樂觀態度。我認為我們的技術發展不應該為暴力的配置服務，而應該為反暴力的配置服務。在反暴力的進程中，我們社會應該關注如何反對網絡暴力，以及如何維護網民在語言空間和自由度之間的張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們過度限制互聯網表達空間，會對人們造成傷害，但如果不治理網絡暴力，將讓許多無辜的人為此付出代價。
勞東燕：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一位法律從業者，相信我對言論自由的珍視和尊重不會亞于其他成員。但是我認為，“加強網絡暴力治理”和“可能導致言論自由受限”是兩個維度的問題。
目前言論空間受限主要源于公權力的限制，是國家在消極義務的履行上出了問題，即公權力過度干預其不該干預的領域，我們應該要求國家履行它的消極義務。但網絡暴力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力量壓制個體，面對這樣的壓制，個體處于無力的地位，對此國家應該承擔并履行其積極保護義務。
應該避免一種泛泛地認為加強網絡暴力治理就會削弱言論自由的觀點。我們顯然不能因為國家在消極義務的承擔上有問題，就認為積極義務方面國家也不用承擔。這會導致對個體權益保障的雙重打擊。
在區分這兩個維度的情況下，再考慮公權力應當如何合理介入。我剛才也提到，對于那些推波助瀾的人，我對將其視為追究刑事責任的一種行為人類型表示擔憂。在法律層面上，顯然不能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一套，不能為解決一個問題而忽視其他問題的出現，比如警察的選擇性執法，或者大量普通人留下犯罪記錄，由此而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和子孫后代。因此，我認為需要區分國家的積極保護義務和消極義務，并考慮通過何種法律來實現保護，以確保不過猶不及，避免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丁陽：我有一個具體的技術問題想問一下勞老師，很多人因為網暴現象呼吁平臺應該承擔事先審查的義務，你怎么看待這個這個做法？會不會傷害表達自由？
勞東燕：法律能管到的，畢竟只是一部分。法律層面可能會要求平臺承擔審查義務，并通過技術手段自動屏蔽出格言論或網絡暴力言論。一些平臺已經或正在通過技術治理來實施合規要求，這種技術審查對于現有的網暴言論是有必要的。所以法律治理和技術治理的并軌確實是未來的趨勢。
同時也需要注意不能給網絡平臺施加過高的義務，否則幾乎所有網絡平臺都可能構成犯罪，例如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這會引發新的問題，一旦構成犯罪，公權力可以輕易懲罰平臺。這意味著，治理網暴需要有整體的社會治理的視野，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如何合理處置網暴的問題。
丁陽：除了法律和技術的視角，還有哪些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張蔚：西方一些國家有一種針對廣泛暴力的手段，可以稱為矯治手段或前置防范手段。這些手段旨在培養廣泛暴力行為者的共情能力，使他們能夠理解受害者可能陷入的痛苦困境。這些項目的效果相當不錯，但是最好從早期開始實施，例如在青春期前期或未成年階段，以獲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共情培養可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于閩梅：我想起了庫布里克的一部電影，講述了一個青少年成為連環殺手的故事。他沒有明顯的動機，只是出于沖動而殺人。在電影中，一個機構試圖改變他，通過強制他觀看他殺害受害者的場景來進行共情治療。這部電影引發了我對社會的思考，如果我們能夠逐漸修正這種暴力人格，我認為社會需要進行一些基本調整。例如，我的學生告訴我，當她們穿得暴露一些時，她們的母親甚至會說她們像妓女，以后嫁不出去。暴力不僅滲透在家庭中，也影響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在網絡上也有所體現。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暴力實際上反映了我們生活中的暴力。因此，我建議我們需要全面調整我們的語言暴力，尤其是網絡暴力。佛教哲學中非常強調不要造業，特別是語言造業。從我的文學教師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社會需要調整整個語言暴力，這是第一個步驟。共情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當我們想象自己成為語言暴力的受害者時，我們會反思我們的語言結構。第二個步驟是鼓勵那些相對弱勢的群體，包括被社會壓抑的孩子和女性以及老年人。網絡暴力本質上就是語言暴力。因此，我們首先要學會在語言上應對這些暴力，這實際上是鍛煉你的主動性和主體性。
勞東燕：我有一點補充，我們當前的制度強調對行為人的懲罰，但其實更值得做的是加強國家對被害人的救助，包括心理干預和實質性的物質救濟，目前這種救濟是很不足的。我最近才突然明白，為什么有些人會選擇自殺。可能是因為她/他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他們可信賴可依靠的力量，所以對這個世界再無留戀之心。如果被害人能感受到國家的支持，很多人可能就不會選擇自殺或走向精神失常。
丁陽：幾位老師覺得我們有辦法徹底消除網暴嗎？是樂觀還是悲觀？
勞東燕：首先，我認為網暴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在網暴問題上，無論是技術治理還是法律治理，都要考慮對其他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價值的保護。這意味著無論是技術治理還是法律治理，都存在一定的限度。就像人類自古至今，盡管殺人行為已被懲罰了幾千年，但并沒有完全消滅這種犯罪。因此，我認為別指望能夠完全消除網暴。同時，在某種意義上我是樂觀的，整個社會正在慢慢摸索方向，我相信可以逐漸找到對網暴問題的較好治理方法，這是可以期待的。
于閩梅： “徹底消除”這個問題就很極端，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
張蔚：無論是從犯罪治理、犯罪防范還是犯罪預判等方面，我們需要以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犯罪行為具有文化屬性和強烈的情境性。雖然多年來我們一直努力消除犯罪，這也是法律界和犯罪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但我們做不到，只能無限趨近于零而非完全等于零。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保持樂觀，因為技術手段在不斷發展，法律也在不斷完善。然而，犯罪行為也會以技術為依托，產生新的犯罪行為，比如針對虛擬形象的隔空欺凌等新型犯罪，這些問題涉及到人格權和虛擬世界秩序的維護。犯罪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狀態。因此完全消除犯罪是不太可能的。
丁陽：因為網暴的普遍性，可能我們每個人都無法避免。如果遭遇網暴，幾位老師覺得該怎么自救？有沒有什么建議給到大家？
勞東燕：談不上建議，但我可以說說如果自己遇到網暴，我會怎樣處理，大體上是三個層次的方案。
首先，就是提升自己的抗網暴能力。去年某種程度上微博上我也遭受了網暴，一開始我感到困擾，但后來我意識到，在網絡時代，提升自己的抗網暴能力很重要，也就是塔勒布所說的反脆弱性。如果我不去關注這些評論，它們對我就沒有實質性的傷害；而且，我也不相信有多少人會真地對我的人身采取行動，進行網暴的人在現實中不見得有那份勇氣。因此，對于一般程度的網絡暴力，我會想著提高自己的容忍力和抵抗能力。
其次，如果對方的行為確實過分，我會嘗試通過法律途徑施加壓力，通過追究其法律責任讓對方受到教訓。這不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如果更多人敢于用法律武器對抗網絡暴力者，相們很多人在進行網絡暴力之前都會三思而后行。
最后，在受到嚴重網暴侵害的情況下，如果通過法律手段難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不排除會考慮將以暴制暴作為最后的手段。退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并且在社會上形成抑惡揚善的氛圍，這并不符合我的個性。我會把以暴制暴作為最后的手段，也就是在我已用盡國家公權力和法律手段卻仍無法獲得有效救濟的時候。
于閩梅：我也補充兩點。首先按照福柯的說法，暴力統治它是有快感的。如果我們不反抗暴力，就等于助長了暴力的統治。因此，面對網絡暴力，首先要反抗。有一種方法是向網站發送身份證明實名信函，指出某條信息是虛假的，涉及對我的誹謗和攻擊。這種方法適用于大多數網站，因為他們通常不愿面對法律問題，會撤回這些信息。其次，我們需要具備強大的語言能力。例如一些男性在戀愛初期甚至未開始時向女性發送淫穢照片，他們希望女性感到羞澀，從而獲得快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語言進行回擊。我經常告訴人們有兩種語言策略可以使用：第一種是警告對方會報警，第二種是諷刺他小，削弱對方的快感。語言本身是有力量的，我們要利用語言來反抗暴力。
張蔚：我之前在科普領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當我的觀點與某些人不同，很容易成為攻擊的對象時，我的第一反應是物理上隔離自己，不去看評論，只發布內容。從那時起，我養成了不看評論的習慣，無論評論有多少，我都不去看。
然后，我會采取第二步，直接與平臺聯系，告訴他們我遇到的情況。一些平臺的負責人會立即采取措施，但有些平臺可能反應不夠迅速，需要時間和周期。我很幸運，因為對接我的責編都很好，他們會迅速幫助我處理問題。所以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建議直接與平臺聯系，采用于老師提到的方法，現在都有那種一鍵防御模式。如果我無法自我調整并覺得心里不舒服，我會尋求專業機構的幫助。這并不意味著我承認自己脆弱，而是當你遇到困擾時，尋求專業支持是一個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