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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賑取代直接賑濟！”2月1日，有關以工代賑的消息刷爆社交網絡，十分生動地詮釋了什么叫“字數越少事情越大”。

在不少人的眼里，以工代賑是個極具年代感的詞，如今再次被提起，好像是時代的倒退，但實際上，以工代賑一直在中國存在，它就跟供銷社一樣，未曾退出歷史舞臺。

以工代賑的思想和實踐，最早萌芽于春秋時期，主要呈現兩個特點：首先，每逢大災沖擊，農耕社會即生產中斷、百姓流離失所，為維持社會穩定，當政者救助災民。其次，財富聚于王公貴族，執政大臣在國君不愿開倉放賑的情況下，只好實施以工代賑。

簡言之，古代每到災荒之年，執政者便雇傭受災的百姓，大修宮殿和農田水利，既緩解了危機，也推動了城市建設。

到了現代，我國自1984年啟動以工代賑，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國家已累計安排以工代賑（含實物折資）1800余億元。

“十四五”以來，我國共投入各類資金900億元持續加大以工代賑力度，其中中央專項投資110億元，組織實施的以工代賑項目4200余個，各地則圍繞農村生產生活、交通、水利、文化旅游、林業草原基礎設施等五大領域，投資了各類資金790億元，相關實施項目約1.4萬個。

因此，當以工代賑重回視野，各位無需大驚小怪，這次能引起轟動，不過源于1月1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發展改革令中的一句話：

“縣級發改部門應指導以工代賑項目能用人工盡量不用機械，能組織當地群眾務工盡量不用專業施工隊伍。”（該文件自3月1日施行。）

對于上面這句話，部分網友產生了誤解，以為我們要從工業文明回到農耕文明。你要這么想的話，或許可以用美國的例子來回擊。

美國當年搞羅斯福新政的時候，就推行以工代賑，具體措施是政府舉債投資，大搞基建。

除此之外，凱恩斯的“挖坑理論”也跟以工代賑相匹配。當時的背景是世界經濟大蕭條，大量工人失業，大量產品積壓，工人買不起東西，產品賣不出去，為了解開這個死結，凱恩斯開出藥方：

政府加大投資力度，把社會上的閑散勞動力給雇傭起來。

讓他們做啥呢？做有意義、有回報的事情肯定最好，但實在沒事干，一撥人負責挖坑，另外一撥人負責把坑給埋了也行。

只要能給他們找事做，讓貨幣流通下去，經濟就可以慢慢復蘇，這就是凱恩斯“挖坑理論”的要義。

因此，結合中國古代和西方的經驗可以得知，實施以工代賑的好處主要有三：

第一，是刺激經濟。

目前，經濟的癥結大家都知道：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

都知道，投資、出口、消費，是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但受到疫情沖擊，全球經濟出現衰退，加上國內制造業產業鏈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出口受到影響，去年10月的出口已經下滑了8.7%。

再來看消費。疫情放開之后，春運、春節檔，各類消費開始迎來了好消息，場景消費似乎已經復蘇到疫情前的8、9成了，但是居民消費的大頭、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還沒有出現明顯復蘇。

最后，只剩下投資了。

投資最快的就是基建。國家刺激經濟的兩個辦法：貨幣搞放水+財政搞基建。

而從穩經濟大盤角度來看，以工代賑正好具有以投資促消費的傳導效應。

即用財政的錢搞基建，通過以工代賑保障一些暫時面臨困難的群眾有就業、有錢花。達到這樣的效果之后，經濟才能活起來。

第二，穩就業、保民生

前面提到了以工代賑以投資促消費，從而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以工代賑有利于拉動就業，自然就體現了保民生的作用。

根據民政部相關統計，我國分別有1/5和1/4的城市和農村低保對象具有勞動能力，日常從事靈活就業、外出務工。

此前在疫情影響下，一些剛剛依靠各類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政策實現脫貧的群眾仍然存在收入下降的風險。同時，建筑、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行業面臨較大壓力，進城務工人員出現了返鄉待業現象。

國家通過在重點工程項目建設中大力實施以工代賑，廣泛吸納農民工和困難群體就業，以就業保增收，是對有勞動能力的特殊困難群體紓困幫扶的重要舉措。

更重要的是，在促進貧困人群就業增收的過程中，相關部門還為他們開展技能培訓“授之以漁”。他們就算之后沒有以工代賑，好歹也有一技之長，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了。

第三，助力鄉村振興

穩定貧困人群就業增收的同時，也是在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

此外，“要致富，先修路”。以工代賑還大幅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反過來也能助力鄉村振興。

說完好處，問題是，以工代賑就真的百利而無一害嗎？

也不全然如此。

從西方的經驗教訓看，以工代賑雖然省去了甄別的工作，但也造成了財政赤字和無意義工作。

英國此前的一項調查顯示，37%的勞動者認為自己的工作不應該存在，比如每天只負責蓋章和聊天的工作。

我國的以工代賑，雖然主要是中央+地方政府出資，但對于一些貧困縣來說，多多少少還是會對當地財政造成一定的負擔。

此外，以工代賑中也存在腐敗基層官員濫用職權，套取項目資金的現象。

事情是好事，但這些問題也是以工代賑實施過程中需要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