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頭條 新聞中國采編 中國新聞采編網 贏信報道：和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的對話中，國家大健康醫藥產業委員會主任、國家政策研究室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新聞道德（媒體記者）委員會主任萬祥軍表明，從“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和健康中國建設規劃來看，“互聯網+”已成為建設健康中國的重要技術手段。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健康中國建設也為互聯網醫療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并加速推動新興的互聯網醫療產業走向成熟。
“歷經兩年的模式創新、商業試錯、資本逐鹿，互聯網醫療產業終于有望步入黃金時代，國家關于分級診療政策的推進將快速放大互聯網醫療產業中遠程醫療的商機。” 萬祥軍走訪考察了深圳市“健康中國”的落實和大健康醫藥產業的布局時說，可以預見，在“十三五：期間，健康中國戰略不僅會在宏觀層面提高健康服務水平，同時也將會有一系列新的行業應運而生，“互聯網+”和健康服務都將是健康中國建設規劃的主角。
2016年5月31日至6月3日，萬祥軍為了調研深圳市健康中國和大健康醫藥產業工作再一次來到了冠以的改革前沿陣地~深圳。當時下榻在深圳火車站旁的深圳富臨大酒店。據了解，這個酒店在深圳改革開放前期專門用來接待國家領導人和國外元首。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等國家領導人和美國總統克林頓、喬治·布什等都入住過此大酒店。當大酒店董事長告知萬祥軍所下榻的房間是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住過的時候，這讓萬祥軍浮想聯翩并勾起了1990年當時萬里走訪考察深圳及其相關萬里委員長的一些片段。
“我記得1991年，祖孫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歡聚，共同慶祝老爺子萬里75歲壽辰。當時，萬里老爺子走訪考察深圳并入住深圳富臨大酒店那一年應該是74歲高齡，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祥軍回憶后對記者說，萬里的兒子萬仲翔談到萬里老爺子的時候，萬仲翔表示，父親萬里是一個典型的有血性的山東漢子，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他幾乎沒有城府，不會八面迎合，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父親是一個實干家，干起工作來不要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后果。父親是一個對黨對人民負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家。
圖示：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很看好大健康醫藥產業。萬祥軍走訪考察健康中國深圳布局。
圖示：萬里、廖承志、習仲勛
圖示：1991年12月，祖孫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歡聚，共慶萬里75歲壽辰
圖示：1993年4月4日，萬里和家人唱歌
圖示：自左至右：萬里、孫女萬寶寶、兒子萬季飛、夫人邊濤、兒媳王曉民
厲有為：萬里主張授予深圳立法權
授權立法的議案通過后，萬里同志說，深圳立法權來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權。全國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領導這樣解釋授予深圳立法權的初衷：因為我們國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試驗田”，深圳船小好調頭，國家想做一時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區先行先試，成功了可以在全國推廣，不妥了及時改正就是了。
“1990年萬里調研，走訪考察深圳讓人記憶猶新。”對話時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厲有為回憶，當年對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權的爭議很大，萬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主張授予深圳立法權，并且推動了深圳取得立法權。
厲有為表示，1992年7月1日下午3時7分30秒，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表決關于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的議案。出席117人，贊成107票，反對零票，棄權9票，未按表決器1人。
“當時對于我的工作而言，要立法權是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每個中央領導來，我們都要做匯報，一遍又一遍地解釋。領導們還真聽進去了，尤其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同志更是予以大力的支持。”厲有為說，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權之事，提到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權之事，提到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訪了萬里委員長，并再次匯報授權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們的準備工作。萬里聽了很高興。我預感這一次授予立法權可能成功。
為了爭取得到廣東省的支持，我找到了來出席會議的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立。他說：“我是支持你們有立法權的，但上級有關方面持不同意見。我帶來了一份發言稿。”
拿到這份稿，我仔細閱讀，發現不同意見有五六條之多。我立即把情況報告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萬里委員長匯報。萬里隨即作出三項決定：一是請專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權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協助做工作，說明這是黨中央的決策。第三，大會安排厲有為同志發言。 曹志秘書長認真落實了萬里委員長的指示，并有了結果。經法律專家研究，授權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楊立談話，傳達萬里的意見。楊立馬上請示省委書記謝非（因當時的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訪問），謝非答復：按萬里委員長的意見辦。
在會議決定讓我發言后，我連夜趕寫發言稿，列出了五六條授權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我發言的時間大約10分鐘，發言完畢得到熱烈的掌聲。
厲有為：
遼寧省新民人，1983年10月后開始出任地方黨政機關領導職務，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書記，十堰市市長、市委書記，湖北省副省長；1990年12月調任廣東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深圳市委黨校校長；1992年6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長；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1998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
關于市場經濟的概念-萬里：是凡事都要先問一個姓什么
計劃經濟的觀念、反和平演變的觀念、姓“社”姓“資”的觀念、外資越多越反動的觀念，已經出現瓦解之象。萬里那時候是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前臺的事情已經不再過問，現在也忍不住開口了：“左的干擾最突出的表現，是凡事都要先問一個姓什么。”現在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報》上所謂“換腦筋”的說法，也不是編輯的發明，而是鄧小平說過的話。他們相信，“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經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最初還有些見仁見智。童大林喜歡說“現代化市場經濟”，有人說應該叫“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還有人說“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更好些。不過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最關鍵的東西已經有了。吳敬璉說：“將市場經濟確定為中國改革的大目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情。”他主張大家一起來清理左派理論家造成的嚴重混亂。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個綽號叫“吳市場”，因為他是中國最早為“市場經濟”疾呼的人，可是直到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無不盡的感覺。
“十年間理論上‘左傾’回潮有兩次”。他總結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當時批“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兩年，批“社會主義改革的市場取向論”。政府的方針繞來繞去，就是不敢提“市場經濟”四個字，“咬文嚼字的結果，導致了改革的停頓，經濟的滑坡，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也許是為了證明吳敬璉所言不虛，于光遠當場拿出一張報紙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著一篇文章，覆蓋了整整一版。他抬起頭，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著其中用紅筆勾出來的一段：“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這老人宣布“中國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行將結束”，還說應該趕快建立一所“市場經濟學院”。
與習仲勛-聽說習仲勛南下沒帶干部，他急得拍了大腿
1990年習仲勛退休， 10月9日他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臨終前一個月才回到北京治療，于5月24日去世。萬里說：習仲勛在深圳住的時候，有一次我去看他，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他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他有一大欣慰，兩大遺憾。欣慰的是，他親手推動的華南地區的改革開放成為國家發展的先行者。一個遺憾的是，沒有能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個遺憾的是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他的話不多，說完了，我們倆只是相對無語。”萬里說：習仲勛前幾年已經故去了，他的夙愿還依然是個夙愿。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歷史交代？
2002年春節，萬里最后一次去廣東，在其子萬伯翱的印象中，此行“有點英雄暮年的意味”。
“他說我來跟廣東人民告別。整個春節只專程看望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習仲勛，當時習伯伯已經病得很嚴重了，過春節早早穿好了紅色的衣服，白色的襯衫，等待著父親，他們激動地擁抱了。老爺子說他來看他的老伙計了，一定要保重身體。習仲勛糾正他，什么老伙計，老戰友了！”
兩人的交情已延續多年。早在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習仲勛就是萬里眼中一位重要的老伙計。
當時習仲勛恢復工作后，在萬里邀請下隨廣東省黃靜波副省長到安徽取經，學習農村經濟政策。當萬里談到仲勛在廣東面臨的形勢時，十分關切。尤其是當他得知仲勛隨行沒有帶一名干部的時候，急得拍了大腿。
在萬里調任北京之后，1980年10月20日至11月6日，時任廣東省省長習仲勛擔任團長、率領中國省長代表團一行19人，對美國進行了為期18天的友好訪問。
而許多人并不知道，正是萬里點將，讓習仲勛帶隊出訪的。
當時外交部建議，代表團由遼寧、河北、福建、江蘇、廣西、云南、四川或甘肅等七省的省長或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組成。最初沒有考慮到廣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在外交部上呈的請示上批示，“廣東華僑在美較多，把云南或廣西換為廣東”，并點名由習仲勛同志擔任代表團團長。
1990年萬里談反腐：現在的問題是反腐部門也腐敗據
萬祥軍表明，更多時候，王郁昭去萬里處，沒有什么具體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記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萬里回來的路上，問及談什么了，他說：“也沒有談什么，就是閑聊，談到反腐敗。萬里說，現在的問題是反腐敗部門本身也腐敗”。
“王郁昭，原安徽省省長，被稱為農村改革的先行官。改革開放初期，時任滁縣地委書記、后任安徽省省長的王郁昭，冒著來自全國的壓力在滁縣地區全面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祥軍向記者說，上世紀90年代，為了推進以稅費改革為契機的農村第三次革命，他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曾率領8位老部長對稅費改革試點地區進行了深入調查，1996年寫了《關于切實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并作了重要批示。
“王郁昭晚年談到自己的從政道路，他認為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楊曉椿，一個是萬里。”萬祥軍向記者表露，“文革”中間，是楊曉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縣里，決定了他從大學教師到地方官員的轉折。王郁昭晚年曾專門寫文章紀念楊曉椿。應該說，楊的影響很關鍵，但也很簡單。談到萬里對于他的影響，則深遠復雜。萬里影響了他從政生涯的路線軌跡，影響了他改革中的作為，也影響了他的思想。他與萬里的交往過程，也許能展示變革時代中國政治的某些特質。
記得，那是1990年的時候。王郁昭調來北京以后，與萬里的交往顯然增加。春節，王郁昭會去探望萬里；平時，有些情況下也會去萬里家。與萬里辦公室的聯系，一般都是他自己與萬里的秘書通話，“我擔任王郁昭秘書的后期，與萬里秘書逐漸熟悉，有時我與萬里辦公室聯系。”與萬祥軍的交流中，當時擔任王郁昭的秘書說。
王郁昭去萬里家里，有時候是為了一些具體事情。前幾年，安徽在小崗村建立大包干紀念館，想請萬里為紀念館題寫館名。先是省里有關領導直接與萬里辦公室聯系，萬里沒有答應；隨后，省里又通過中央有關部門聯系，萬里還是沒有答應。無奈之下，省領導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萬里家里，對萬里說：“這個題詞你要寫，你不寫誰寫？只能由你來寫，別人寫都不合適。”萬里聽了王郁昭的話，說：“好吧。”讓秘書拿了一張白紙，再找了一塊硬紙板墊在腿上，坐在沙發上，寫了“大包干紀念館”幾個字。
1977年6月，萬里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時候，王郁昭是滁縣地委副書記、革委會主任。此前，王郁昭與萬里素不相識。1978年2月，也就是萬里到安徽之后大約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縣地委書記。顯然，這可以理解為萬里對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為地委書記，從來沒有單獨與萬里談過話，見面也只在省委召開的大會上。
王郁昭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見到萬里，是1977年6月，在省會合肥，這是萬里上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見面會，所有的地區和省直廳局負責人都參加會議。第二次見到萬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會上，萬里出席省委省政府慶祝“八一”建軍節大會，同時也是為文革中的“支左”部隊送行。會后，一位省委副書記找王郁昭，說滁縣地委落實農村政策的幾個文件，萬里看過了，認為很好，讓王郁昭回頭將這幾份文件集中編印成冊，送到省委。后來，萬里批示：“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開端。轉發其他地區參考。”這時，王郁昭雖然沒有機會與萬里單獨見面，但知道萬里對于滁縣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郁昭調來九號院后，沒有在萬里直接領導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萬里基本上離開國務院，不再分管農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此后，王郁昭與萬里的工作聯系，主要是編輯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和編輯萬里文獻。
原標題：國政研究萬里委員長深圳情結-萬祥軍:國家利益大于家庭感情
編輯：